Military history entered into the mainstream of
discussion about the causes of phenomena that all historians accepted as
significant. ……as academics have moved from ignoring these branches of
military history to colonizing them.
-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Title: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Author: Stephen Morillo, Michael F. Pavkovic
Publisher: Polity, 2 edition (November 13, 2012)
ISBN: 978-0745659794
本書屬於What is history系列的一部，旨在作為史學各個子領域的入門導讀，同系列還包括了Peter Burke的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以及Pamela Kyle
Crossley的What is Global
History?後者也是國內唯一有翻譯的，譯作《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史》，由廣場出版。
翻開《何謂軍事史？》，開頭的一段文字立即就引起了我的共鳴：｢儘管軍事史依舊流行於普羅大眾，且始終是專業軍事教育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學術圈內，軍事史並不是個最受尊敬的史學分支。｣事實上這樣講也許還過於客氣，對許多國內的學生而言，軍事史毋寧是個垂死的領域，已步入遲暮之年而缺乏生氣。許多對軍事史有興趣的讀者只能轉而求助於大眾市場，透過幾本軍事雜誌或論壇來滿足自己。這樣的狀況顯然不僅限於國內而普見於英美學界，甚至在美國，受到越戰以及兩伊戰爭的影響，軍事史淡出學術界的狀況更為顯著。已退休的知名美國軍事史教授John A. Lynn在1997年的文章"Rally Once Again: The Embattled Future of Academic Military
History"（註1）就已經用｢賤民｣一詞來形容當今軍事史在學界、特別是美國史學界的不受歡迎程度：”Military history has never been a popular specialty among
academics; on the contrary, it has always been something of a pariah in U.S.
universities.” 正如同另外一篇針對此議題的新聞評論所尖銳指出的，那些研究D-Day或者是溫泉關戰役的學者們可能可以出版暢銷書與演講，但是他們卻很少獲得學術機構的雇用（註2）。英國的狀況也許好些，根據伯明罕大學戰爭研究中心的博士候選人Ross Mahoney的觀察，軍事史在英國學術圈的現狀遠比美國來得友善（註3）。無論如何，這類文章的存在，或許正點出了軍事史身為學術毒藥的性質。為什麼？要進一步探究此一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先跟隨本書的腳步來認識這個主題。《何謂軍事史？》以回顧過往史學家們如何看待軍事史為起點，進而介紹幾項軍事史研究的重要概念、乃至於引導讀者認識當今軍事史學界的重要辯論。這個過程也許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軍事史研究的本質，而我們也將會看到，軍事史的未來也許沒有那麼的悲觀。
何謂軍事史？本書最初相當後設地採取了較為寬廣的定義，即軍事史包含的不只是戰爭或戰爭們的歷史，還涵蓋了那些針對各種軍事人員、軍事組織與發生在陸海空戰場上的衝突，以及它們彼此與政治、經濟、社會、自然與文化層面的交集所作的歷史研究。然而隨著書本敘述的推展，我們很快將會發覺，軍事史的定義其實是隨著時代而變動的。
在古典文明的時代，相對於書寫，如荷馬史詩伊里亞德（Iliad）般口耳相傳的戰爭故事也許是這個時代更常見的形式。而最初的軍事書寫往往是作為一種君王的憑證（deeds of kings，它們或替統治者歌功頌德，或作為留給子孫的參考書）而在蘇美、埃及、瑪雅乃至於中國廣泛流行著。在古希臘，由於歷史寫作被視為一種理性探索世界的方法，且結合了雅典等城邦中民主參與的傳統（雅典公民權與軍事義務密不可分，無論是那些服役於重裝方陣步兵的富裕者或因較為貧困而投身於海軍者），因此以軍事為題材且結合實際政治事務的書寫十分盛行。這段時期最重要的著作莫過於希羅多德筆下描寫波希戰爭的《歷史》與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前者以一種比較接近人類學或民族學的方式來描述不同人群如何發生衝突，其所採用的史料包括許多口耳相傳的詩歌與神話；相對的後者則以其本身就是軍人的經驗寫作（希羅多德則否），較強調其直接的沙場經驗與軍事細節、敘事上亦多注重政治框架。頗值得玩味的是，這兩種不同的書寫取向在日後構成了西方研究軍事史的兩大傳統，並在不同的時代互相消長與演進。
羅馬時代的戰史書寫在兩位軍事家筆下出現了兩種新的典範。如同那句千古名言｢我來，我見，我征服｣，凱撒以他的戰記開啟了一種新的戰史敘事模式，他除了和修習底德或色諾芬一樣詳細描繪戰爭細節外，他還將戰爭視為軍事將領們智慧的產物。換言之，戰史就是研究軍事將領們的戰爭藝術，是各個名將們之間彼此智力的激盪與交鋒，細數歷來廣為人知的軍事作品，無論是上衫謙信對抗武田信玄、隆美爾對抗蒙哥馬利，乃至於楊威利對抗萊茵哈特都能看到這樣的影子。除此之外的另外一種逐漸盛行的軍事書寫則為軍事指南手冊，以Vegetius為代表。這類的書中多半強調戰爭的策略性原則、戰術技巧，或闡述訓練士兵的方法。這類型不由得使人聯想到中國的武經七書，又特別是《孫子兵法》。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何謂軍事史？》的作者在此也檢視了同時期中國在春秋戰國乃至於秦漢帝國建立過程中出現的軍事書寫傳統。乍看之下《孫子兵法》類似於Vegetius書寫般的軍事參考書，然而作者也指出它具有如凱撒般強調運籌帷幄的將領的特質，更為重要且與西方傳統不同的是，孫子的著作（前提當然是如果這本書真的是其所為的話）並不如凱撒或羅馬傳統般強調軍人自動自發的主動精神，英雄主義是危險的、是會破壞領導統御而不該追求的，軍事自此已與榮譽精神無涉，而僅僅是國家的一種工具罷了。作者認為這種｢反武｣的傾向與秦漢大一統政權的建立過程與中國的政治文化有關，是為了不讓倚恃武力的貴族威脅到統治階層。此種不信賴武人的價值觀在漢朝時更加確立，從司馬遷《史記》以降的正史書寫皆不再記載詳細的作戰細節，反而著墨於戰爭的道德教訓與相對更強調一種文治的傳統。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分崩離析對軍事史的書寫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歐洲在某種程度上倒退回更之前的狀態，專業的軍事史寫作大幅減少，反而是口述的詩歌與史詩故事再度興盛，許多原是口耳相傳的風流韻事在中古晚期形成了所謂的騎士文學。而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宗教神意亦開始成為許多軍事現象的解釋因素。除此之外，軍事參考書、軍事手冊的傳統仍舊保留了下來，特別是在拜占庭帝國以及伊斯蘭世界。尤其是文化鼎盛的伊斯蘭世界，誕生了許多與戰爭有關的重要歷史著作，伊本‧艾西爾（Ali ibn al-Athir）描繪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和蒙古入侵，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則以老練的筆法分析了遊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變動關係。
從這些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Stephen Morillo在描述上古到近代以前這段時期的軍事史時試圖跳出歐洲中心論的框架。除了如傳統般論述歐洲外，也花了些許篇幅介紹拜占庭、伊斯蘭和中國等不同的軍事史傳統。然而或許是出於作者Stephen Morillo本身專長是中古史與上古史的關係，或許是受限於篇幅，也或許是現今我們稱之為軍事史學術研究主要是受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學科專業化影響的緣故，又或許是因為本書的預設讀者是西方（主要是美國）人所致。無論如何，這使得本書的描述進入近代以後又無可避免地、逐漸地以歐洲軍事史的發展為主，即便二十世紀晚期時西方學界又重新關注起其他地區的軍事史，然而多半仍是從歐洲的角度論述，此點容作後議。
由於採用常備軍的國家漸多、槍砲與堡壘工事的技術漸進，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這段期間的歐洲見證了一個軍事手冊更趨專業化和技術細節化的時期。從神聖羅馬帝國名將Raimondo Montecuccoli開始，軍事史寫作者開始希望能從過往的戰爭中找出一種如同科學般普遍的法則或定律。這種理論性分析的作品隨著十九世紀時科學的進展與法國大革命的衝擊而大為盛行，諸如約米尼、克勞塞維茨與馬漢的著作皆成為新一代的軍事指南。然而十九世紀同時也是學術專業分工化的時期，軍事專業與歷史學術界正逐漸分道揚鑣。前者在以普德為首創立的參謀本部體系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們開始一絲不苟的替戰爭做各種規劃，也因此他們較為注重的是從過往戰爭中抽取出可運用的策略或教訓，這種實用考量使得他們越來越注重諸如約米尼、克勞塞維茨與馬漢這類的理論性著作，並期望據其來制定政策與軍事計畫。相對而言，歷史學術界則透過討論課（seminar）的形式去檢視一手史料，期使史家能從中理解過去的客觀真實，套句歷史學之父蘭克的話說，就是還原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軍事史和一般史學界之間開始相形漸遠，逐漸成為兩個不同的領域。
漢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之所以被譽為現代軍事史之父，主要便是因其能身兼上述兩者的傳統。戴布流克既是蘭克學派的學生，身為軍人的他亦與德國參謀部關係甚深，他一方面採用人口統計學與經濟學模型，一方面提倡更嚴格地看待史料，試圖將軍事實踐結合歷史上的社會、政治結構。然而戴布流克的傳統並沒有延續下去，特別是對英語世界來說，有許多人將愛德華‧克雷西爵士（Sir Edward Creasy）視為英美學界的現代軍事史之父，因他在1851年出版了《世界十五場關鍵性戰爭》（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克雷西的作品深受輝格傳統的影響，對他來說，所謂｢決定性｣的戰爭就是指那些對英國形成議會民主制度有重大貢獻的戰役，而它們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們對當時的人來說很重要，而是因為它們促成了維多利亞的輝煌時代而顯得重要。也因此，希臘擊敗波斯入侵的馬拉松戰役成了一場自由與東方式獨裁的戰爭，而1066年的黑斯廷戰役（Battle of Hastings）則是愛好自由、具有原初民主特質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對抗獨裁諾曼人的戰爭，是這一連串決定性的戰役構成了西方文明、構成了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也許我們可以用中國史當例子，譬如說，涿鹿之戰到底為什麼重要到屢屢被寫進教科書？為建構華夏乃炎黃子孫也。）這種目的論的史觀帶有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色彩，且毫無疑問是以歐洲為中心來進行書寫的。這種觀點在當時英語世界廣為流傳著，即使到近一百年後溫斯頓‧邱吉爾，其《英語世界民族史》仍舊維持類似的基調。甚至不只是軍史界，這種｢重大戰役｣的看法在職業軍事教育和（特別是）大眾間亦特別盛行，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舊時常可以看到掛著類似標題的作品出版。但也和今天類似的，歷史學界對此卻顯得不以為然，像克雷西這種著作的盛行，非但沒能拉近學術圈與職業軍人和大眾的距離，反而逐漸加深了兩者的藩籬。
兩次世界大戰的傷痛不只撕裂了西方，也撕裂了歷史學界與軍事研究。特別在英美學術界，和平主義與反軍事主義並沒有隨著綏靖政策的破產而消失，軍事史研究因此變得非常不受歡迎。此時英國史學界深受左派傳統影響，而美國學術圈則受到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牽連，學者多不願意因研究軍事史而被貼上支持軍工複合體或保守的標籤，軍事史和歷史學間乃形同陌路，經濟史、政治史和宗教史大行其道。頗弔詭的是，軍事題材在大眾仍舊維持其熱門程度於不墜，作者同時也指出，或許正是出於這種受歡迎的程度與學術界的那點自命清高，助長了這股現象。無論如何，在缺乏新血和與同其他史學領域研究成果交流的情況下，學術軍事研究遂長期衰弱不振，而這個狀況要到接近1960年代時才稍微改善。
乍看之下，1960年代無論如何都不像是軍事史復興的時期。美國發覺自己陷於越戰的泥沼而惡名昭彰，而高等教育在英美的急速擴張也使得更多不同階級、種族的人得以進入學術圈，歷史學界乃致力於探索以往被忽視的聲音，社會史乃成為新的風潮。但也正是在這股社會史轉向上，軍事史研究被以｢戰爭與社會（War and Society）｣的名義重新發掘。這個時期的軍事史研究所關心的不再是那些個別的軍事偉人或宏大戰略，而是放眼於戰爭對社會整體的影響之上。這種戰爭與社會的研究，最初為了不受現實政治的拖累，而幾乎都選擇中古時期作為研究對象，H.J. Hewitt的”The Organization of
War under Edward III”即為一例，他關心的不再是愛德華三世時期沙場上呼風喚雨的名將與他們的戰術戰略，而是當時的軍人是如何被徵召、供養和組織的，相對於戰鬥本身，他也花更多的篇幅在那些沒有戰爭的時候。換言之，史家開始關心起社會制度、社群組織、經濟模式與戰爭的互動。然而起初這類的研究增長的速度很慢，且研究者多半不是軍事史家（或者不以軍事史家自居），對軍事院校的影響也相對有限。直到另一位英國軍事史家、同時也是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資深講師的John Keegan在1976年出版了”The Face of Battle”一書標誌了一個新的契機。該書以百年戰爭時期的阿金庫（Agincourt）、拿破崙時期的滑鐵盧、一次大戰的索姆河等三場會戰做案例。雖然研究對象仍是戰役本身，但他卻也和此時期的其他史家一樣，跳脫了上層軍事將領和政治家的觀點而試圖從士兵們的心理角度出發、以熟捻的筆法結合歷史、社會與心理學的研究而獲得英美學界與大眾的好評。1962年英國戰史研究巨擎麥可‧霍華德爵士（Sir Michael E. Howard）創辦倫大國王學院的戰爭研究部門時曾矢志以跨學科整合的方式來研究戰爭，雖然此舉在當時並未能立刻扭轉歷史學界和戰爭研究的刻板印象，但我們或許已能從中隱約察覺到戰史研究的未來：隨著Hewitt、Keegan這些結合了歷史學界原先研究關懷與人口統計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方法的｢跨學科｣作品逐漸增加，這種所謂｢新軍事史｣的影響力也隨之在1970、80年代水漲船高，替1980年代另外一股新的思潮注入軍事史學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對軍事史學界來說，1988年可謂是革命性的一年，這不只是因為英國史家Geoffrey Parker在這一年裡根據其研究近代史的成果（特別是其對西班牙史的研究）出版了”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一書來談論軍事革命，更是因為這本書所造成的轟動標誌著軍事史研究邁入了新的里程碑：和主流歷史學術圈接軌。Parker的方式是試著回答一個攸關重大的問題：｢為何是西方支配了今日的世界？｣數十年來各式各樣領域的專家們無不對此問題大發議論，如William H. McNeill著名的大作《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而在各式各樣的論述中，Parker獨樹一格的把軍事因素放在首要的位置，他認為軍事上的變革才是導致現代國家形成、乃至於使得西方能夠主導世界的關鍵。這樣的論述其實也不是全然獨創，早在1955年就有另一位英國史家Michael
Roberts提出其概念的雛型，當時Roberts根據其對近代瑞典的研究，認為運用火槍的效率在16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中葉時逐漸增加（特別是在古斯塔夫大帝等人帶領下發展出的線性戰術），導致出現對軍隊進行更嚴格和長期訓練的需求，而這股革命性的需求進而驅動政府建立常備軍和改革行政效率，演變出現代政府的雛形。在經過修正與完善後，Parker則進一步發揚了Roberts的概念並將其解釋範圍擴大。在Parker的論述中，他將軍事革命提早至十五世紀末的義大利，且導致軍事革命的主要因素是源自於更有效率的使用大炮而不是火槍（而在火槍上，他認為Roberts所提的那種變革其實早就在15世紀的西班牙步兵方陣tercios上就能看到），以及隨著火炮所產生出的新型堡壘（trace italienne，國內有些人取其源自於16世紀的義大利而將其翻作文藝復興堡壘，如《決戰熱蘭遮》的譯者陳信宏；或依照其外型稱之為星形堡壘star fort）。正是這種能夠抗衡火炮的新型要塞使得攻城的難度與所需的時日大為增加，迫使強大的國家必須維持一支訓練有素的常備軍和締造一個足以供給這支勁旅的行政和經濟制度。但真正使得Parker的作品有別於Roberts並讓其作品獲得廣泛關注的，還是在於其將這樣的現象做為解釋西方稱霸近代世界史的主要原因。簡言之，火藥革命創造了星型堡壘，這種軍事革命又促使歐洲演變成現代國家，而這使得西方能夠戰勝世界其他角落。
無論同意或不同意Parker這種極具野心的大膽論述，這本書的高知名度迫使許多史家重新檢視軍事這個長期被主流史學界忽視（或貶低）的因素。不只如此，為了要回應Parker對於近代西方稱霸世界的解釋，便有必要採取一種全球規模的比較觀點：而這開啟了軍事史上的全球史轉向。而這種透過研究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在近代以降的交流與接觸（特別是軍事衝突）來驗證｢軍事革命論｣說法的取向，則另闢了將軍事史研究結合文化史（特別是跨文化）研究的蹊徑，文化史研究則進一步又讓軍事史能夠受到人類學和性別史等新研究領域的薰陶。如此一來，軍事史這個曾被打入冷宮的領域，遂搭上了自80、90年代日漸盛行的全球史和文化史熱潮。
那麼，今日何謂軍事史？我想美國西北大學教授Michael Sherry替我們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解：” No
field is more attuned to the present than military history…... Fear, especially
what the current or next war may bring, concentrates the mind.”在這個日趨複雜與動盪不安的世界哩，軍事史的研究成為了我們回應現狀的重要途徑，而也因此我們必須先認識我們自身所處世界的歷史脈絡。在這個前提下，重視人文的史學研究與重視務實應用的政治科學和軍事教育體系的研究成果應當是要相輔相成、互相裨補的。我們將可以看到，Geoffrey Parker的軍事革命論是是如何在史學界掀起一連串精彩的討論，而我們也將能看到，這些討論又是如何與現實局勢的發展相互整合，反過來又拓寬了原先的研究視野。
軍事革命論在西方政治科學以及職業軍事教育體系所造成最重大的影響，莫過於將其發展成一種更具指導性、更實務取向的理論，即軍事事務革命論（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這一套理論認為日新月異的現代信息與情報技術將使得獲得制空權的一方在精準的彈藥導引下獲得壓倒性的優勢，而信奉這理論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波斯灣戰爭時的美國。）然而隨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與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產生，這一套論述在二十一世紀初始就因過於強調物質科技進步乃至忽略文化影響而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與挑戰。加上隨後而來的反恐和因軍事占領而興起的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研究的需要，這些政策制定者與軍事從業人員不得不將眼光拓展至學界的跨學科研究成果（Patrick Porter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 To wage
war, become an anthropologist”讀來仍令人莞爾）（註4），求助於過往的歷史經驗（例如二次大戰時期德國針對不同佔領區和反抗程度所擬定的政策，以及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對占領者的態度等等被重新拿出來研究）。這股對跨文化研究的需求、特別是針對伊斯蘭和中國研究的需求進一步助長了學界的全球史和文化史轉向，許多學者們開始修正原先軍事革命論所帶有的西方中心論色彩、軍事史研究中對於戰爭藝術、戰略乃是基於一普世原則的假設亦開始受到了挑戰，甚至就連近代西方到底有沒有在軍事上對東方取得優勢也不得不受到質疑。
在眾多的挑戰者中，以著作等身（這絕非虛詞）的英國軍事史家、Exeter大學教授Jeremy Black最為著名。Black質疑Parker等人的｢科技驅動論｣，認為並不是因為科技上有新的突破直接促使現代國家的形成，而得要等到西方政權的政治與社會權力能夠鞏固之後（例如宗教戰爭之後），新的科技才能發揮其效力。而且西方國家與與非西方地區的科技落差並不大，也很容易被模仿和彌補，例如Black曾語帶諷刺地舉出一座歐洲人自豪的星形堡壘在1622年被波斯人輕易的奪取，而那些波斯人｢顯然沒有讀過軍事革命論的文獻，不曉得歐洲砲兵部隊能夠藉著優越的科技打敗非歐洲人。｣也因此且其認為西方人對東方人的軍事優勢恐怕得要遲至十七世紀中葉、甚至十八世紀才出現。對國內讀者而言，美國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最近在其新書《決戰熱蘭遮》也把這個問題放在其討論的核心。他以國人耳熟能詳的臺灣荷治時期末期為例，透過描述荷蘭人與鄭成功之間的軍事衝突來檢驗Parker與Black對於軍事革命論的說法，給了我們一個有趣的啟示。荷蘭人的確在特定的幾個科技上享有優勢，例如堡壘技術與逆風航行的能力，但擁有這些科技突破是否就能帶給荷蘭人（或說西方人）在軍事上無可取代的優勢？歐陽泰認為倒不盡然。鄭成功的確是靠著學習西方人的攻城技術才最終克服了熱蘭遮城這個設計良好的星形堡壘，但歐陽泰認為｢模仿本來就是戰爭的一部分，｣這種科技上的進步其實是｢一種相互適應的過程。｣荷蘭人僅靠這些科技是無法獲得勝利的，因為鄭成功的軍隊良好的模仿歐洲火砲與攻城技術，且在自身部隊的訓練上絲毫不比歐洲人遜色，其指揮官們久經戰陣而足智多謀；相反的臺灣的荷蘭守軍卻屢屢出現墨守軍事成規、指揮統御不靈甚至內訌等等缺陷，所以即使握有關鍵科技仍最終不敵鄭成功的軍隊。歐陽泰的研究給了我們一個今日軍事史討論如何受益於全球史、殖民史或文化史等不同領域成果的親切例子，他使我們認識到其實尚有很多與軍事相關的題材值得我們去慢慢挖掘。
軍事史將何去何從？在本書最末，雖然有一章叫做｢軍事史的未來｣，但竊以為該章並未提出與前述內容所不同之新論述或觀點。而我認為要談軍事史的未來前，不免得先從充分認識今天軍事史存在有甚麼樣的問題著手。在這方面，Jeremy Black的”Rethinking Military History”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指南（根據我最近一些零星的觀察，該書似已經成為英美院校中對軍事史有興趣的研究生必讀書籍之一）。該書列舉了今日西方學界在撰寫軍事史時最容易出現的幾個問題，除了前面曾提到的以歐洲中心論去簡化非歐洲的軍事歷史與過度強調科技外，還包括了只看那些獲得優勢地位的軍事體系（僅注重實用與否）、過度強調國家與國家間的衝突（這現象類似於與國際關係領域對現實主義的反思）、在論述中屢屢將陸上與海上的衝突視為分開而非整合在一起的領域（最近楓書房出版的那本《戰略．戰術．兵器事典：歐洲WW.II》還特別標明是【陸空軍篇】也許可以作為一例）以及注意來自後現代的挑戰：例如意識到meta-narratives（一種以偏概全的後設大敘述）的存在，前美國軍事史協會會長Dennis Showalter曾恰如其分地指出：軍事史乃是輝格史觀的最後大本營（”Military history is arguably the last stronghold of what
historiographers call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 . . it sees the development of
warfare as progressive”）顯示這些問題被軍事史家長久以來似有若無地的忽略了，未來對軍事史有興趣的人當把這些提醒留在心裡。
John A. Lynn曾在那篇"Rally Once Again: The Embattled Future of Academic Military
History"文章中大聲疾呼對軍事史的關注，並且將軍事史於主流史學界的生存視為一場艱苦的奮戰。事實上，如果所謂｢傳統｣軍事史指的就只是單單關注軍事行動細節與戰爭藝術的話，那麼它在學術界自然未曾復興，而且也沒有必要。原因不是因為軍事不再重要，而是因為今日的軍事史的視角無疑地已更為豐富，且｢早就已經｣成為主流歷史研究的重要一環。就以近代西方究竟是在何時開始取得軍事優勢這個議題為例，我們已經能看出今日的軍事史已經和其他的史學領域密切結合。無論軍事史的未來是像本文最初引用本書作者所言” have moved from ignoring these branches of military history to
colonizing them”，亦或是如國王學院海軍史教授Andrew Lambert般更樂觀地宣稱現今軍事史乃是” the most popular aspects of the discipline”（註5），我們似乎都沒有必要將軍事史的未來看得太過悲觀，也無須太過強調軍事本位主義。畢竟這兩種觀點都拓展了吾人對於過往軍事議題的視野，使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不是僅限縮於狹隘的傳統軍事層面。而我想這對今日的軍事史研究者－無論是史學界、軍事教育體系或大眾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
註1：John
A. Lynn, "Rally Once Again": The Embattled Future of Academic
Military History, http://people.cohums.ohio-state.edu/grimsley1/dialogue/lynn.htm
註2：Justin Ewers, Why Don't More Colleges Teach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08/04/03/why-dont-colleges-teach-military-history
註3：Ross Mahoney, Military Histor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ttp://thoughtsonmilitaryhistory.wordpress.com/2008/01/21/military-history-in-the-united-kingdom/
註4：Patrick Porter, “Good anthropology, bad history: the cultural turn
in studying
War”
註5：Andrew Lambert,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history.ac.uk/makinghistory/resources/articles/military_histor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