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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4日 星期二
2013年2月15日 星期五
Book Review -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Military history entered into the mainstream of
discussion about the causes of phenomena that all historians accepted as
significant. ……as academics have moved from ignoring these branches of
military history to colonizing them.
-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Title: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Author: Stephen Morillo, Michael F. Pavkovic
Publisher: Polity, 2 edition (November 13, 2012)
ISBN: 978-0745659794
本書屬於What is history系列的一部，旨在作為史學各個子領域的入門導讀，同系列還包括了Peter Burke的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以及Pamela Kyle
Crossley的What is Global
History?後者也是國內唯一有翻譯的，譯作《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史》，由廣場出版。
翻開《何謂軍事史？》，開頭的一段文字立即就引起了我的共鳴：｢儘管軍事史依舊流行於普羅大眾，且始終是專業軍事教育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學術圈內，軍事史並不是個最受尊敬的史學分支。｣事實上這樣講也許還過於客氣，對許多國內的學生而言，軍事史毋寧是個垂死的領域，已步入遲暮之年而缺乏生氣。許多對軍事史有興趣的讀者只能轉而求助於大眾市場，透過幾本軍事雜誌或論壇來滿足自己。這樣的狀況顯然不僅限於國內而普見於英美學界，甚至在美國，受到越戰以及兩伊戰爭的影響，軍事史淡出學術界的狀況更為顯著。已退休的知名美國軍事史教授John A. Lynn在1997年的文章"Rally Once Again: The Embattled Future of Academic Military
History"（註1）就已經用｢賤民｣一詞來形容當今軍事史在學界、特別是美國史學界的不受歡迎程度：”Military history has never been a popular specialty among
academics; on the contrary, it has always been something of a pariah in U.S.
universities.” 正如同另外一篇針對此議題的新聞評論所尖銳指出的，那些研究D-Day或者是溫泉關戰役的學者們可能可以出版暢銷書與演講，但是他們卻很少獲得學術機構的雇用（註2）。英國的狀況也許好些，根據伯明罕大學戰爭研究中心的博士候選人Ross Mahoney的觀察，軍事史在英國學術圈的現狀遠比美國來得友善（註3）。無論如何，這類文章的存在，或許正點出了軍事史身為學術毒藥的性質。為什麼？要進一步探究此一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先跟隨本書的腳步來認識這個主題。《何謂軍事史？》以回顧過往史學家們如何看待軍事史為起點，進而介紹幾項軍事史研究的重要概念、乃至於引導讀者認識當今軍事史學界的重要辯論。這個過程也許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軍事史研究的本質，而我們也將會看到，軍事史的未來也許沒有那麼的悲觀。
何謂軍事史？本書最初相當後設地採取了較為寬廣的定義，即軍事史包含的不只是戰爭或戰爭們的歷史，還涵蓋了那些針對各種軍事人員、軍事組織與發生在陸海空戰場上的衝突，以及它們彼此與政治、經濟、社會、自然與文化層面的交集所作的歷史研究。然而隨著書本敘述的推展，我們很快將會發覺，軍事史的定義其實是隨著時代而變動的。
在古典文明的時代，相對於書寫，如荷馬史詩伊里亞德（Iliad）般口耳相傳的戰爭故事也許是這個時代更常見的形式。而最初的軍事書寫往往是作為一種君王的憑證（deeds of kings，它們或替統治者歌功頌德，或作為留給子孫的參考書）而在蘇美、埃及、瑪雅乃至於中國廣泛流行著。在古希臘，由於歷史寫作被視為一種理性探索世界的方法，且結合了雅典等城邦中民主參與的傳統（雅典公民權與軍事義務密不可分，無論是那些服役於重裝方陣步兵的富裕者或因較為貧困而投身於海軍者），因此以軍事為題材且結合實際政治事務的書寫十分盛行。這段時期最重要的著作莫過於希羅多德筆下描寫波希戰爭的《歷史》與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前者以一種比較接近人類學或民族學的方式來描述不同人群如何發生衝突，其所採用的史料包括許多口耳相傳的詩歌與神話；相對的後者則以其本身就是軍人的經驗寫作（希羅多德則否），較強調其直接的沙場經驗與軍事細節、敘事上亦多注重政治框架。頗值得玩味的是，這兩種不同的書寫取向在日後構成了西方研究軍事史的兩大傳統，並在不同的時代互相消長與演進。
羅馬時代的戰史書寫在兩位軍事家筆下出現了兩種新的典範。如同那句千古名言｢我來，我見，我征服｣，凱撒以他的戰記開啟了一種新的戰史敘事模式，他除了和修習底德或色諾芬一樣詳細描繪戰爭細節外，他還將戰爭視為軍事將領們智慧的產物。換言之，戰史就是研究軍事將領們的戰爭藝術，是各個名將們之間彼此智力的激盪與交鋒，細數歷來廣為人知的軍事作品，無論是上衫謙信對抗武田信玄、隆美爾對抗蒙哥馬利，乃至於楊威利對抗萊茵哈特都能看到這樣的影子。除此之外的另外一種逐漸盛行的軍事書寫則為軍事指南手冊，以Vegetius為代表。這類的書中多半強調戰爭的策略性原則、戰術技巧，或闡述訓練士兵的方法。這類型不由得使人聯想到中國的武經七書，又特別是《孫子兵法》。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何謂軍事史？》的作者在此也檢視了同時期中國在春秋戰國乃至於秦漢帝國建立過程中出現的軍事書寫傳統。乍看之下《孫子兵法》類似於Vegetius書寫般的軍事參考書，然而作者也指出它具有如凱撒般強調運籌帷幄的將領的特質，更為重要且與西方傳統不同的是，孫子的著作（前提當然是如果這本書真的是其所為的話）並不如凱撒或羅馬傳統般強調軍人自動自發的主動精神，英雄主義是危險的、是會破壞領導統御而不該追求的，軍事自此已與榮譽精神無涉，而僅僅是國家的一種工具罷了。作者認為這種｢反武｣的傾向與秦漢大一統政權的建立過程與中國的政治文化有關，是為了不讓倚恃武力的貴族威脅到統治階層。此種不信賴武人的價值觀在漢朝時更加確立，從司馬遷《史記》以降的正史書寫皆不再記載詳細的作戰細節，反而著墨於戰爭的道德教訓與相對更強調一種文治的傳統。
羅馬帝國與漢帝國的分崩離析對軍事史的書寫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歐洲在某種程度上倒退回更之前的狀態，專業的軍事史寫作大幅減少，反而是口述的詩歌與史詩故事再度興盛，許多原是口耳相傳的風流韻事在中古晚期形成了所謂的騎士文學。而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宗教神意亦開始成為許多軍事現象的解釋因素。除此之外，軍事參考書、軍事手冊的傳統仍舊保留了下來，特別是在拜占庭帝國以及伊斯蘭世界。尤其是文化鼎盛的伊斯蘭世界，誕生了許多與戰爭有關的重要歷史著作，伊本‧艾西爾（Ali ibn al-Athir）描繪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和蒙古入侵，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則以老練的筆法分析了遊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變動關係。
從這些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Stephen Morillo在描述上古到近代以前這段時期的軍事史時試圖跳出歐洲中心論的框架。除了如傳統般論述歐洲外，也花了些許篇幅介紹拜占庭、伊斯蘭和中國等不同的軍事史傳統。然而或許是出於作者Stephen Morillo本身專長是中古史與上古史的關係，或許是受限於篇幅，也或許是現今我們稱之為軍事史學術研究主要是受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學科專業化影響的緣故，又或許是因為本書的預設讀者是西方（主要是美國）人所致。無論如何，這使得本書的描述進入近代以後又無可避免地、逐漸地以歐洲軍事史的發展為主，即便二十世紀晚期時西方學界又重新關注起其他地區的軍事史，然而多半仍是從歐洲的角度論述，此點容作後議。
由於採用常備軍的國家漸多、槍砲與堡壘工事的技術漸進，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這段期間的歐洲見證了一個軍事手冊更趨專業化和技術細節化的時期。從神聖羅馬帝國名將Raimondo Montecuccoli開始，軍事史寫作者開始希望能從過往的戰爭中找出一種如同科學般普遍的法則或定律。這種理論性分析的作品隨著十九世紀時科學的進展與法國大革命的衝擊而大為盛行，諸如約米尼、克勞塞維茨與馬漢的著作皆成為新一代的軍事指南。然而十九世紀同時也是學術專業分工化的時期，軍事專業與歷史學術界正逐漸分道揚鑣。前者在以普德為首創立的參謀本部體系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們開始一絲不苟的替戰爭做各種規劃，也因此他們較為注重的是從過往戰爭中抽取出可運用的策略或教訓，這種實用考量使得他們越來越注重諸如約米尼、克勞塞維茨與馬漢這類的理論性著作，並期望據其來制定政策與軍事計畫。相對而言，歷史學術界則透過討論課（seminar）的形式去檢視一手史料，期使史家能從中理解過去的客觀真實，套句歷史學之父蘭克的話說，就是還原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軍事史和一般史學界之間開始相形漸遠，逐漸成為兩個不同的領域。
漢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之所以被譽為現代軍事史之父，主要便是因其能身兼上述兩者的傳統。戴布流克既是蘭克學派的學生，身為軍人的他亦與德國參謀部關係甚深，他一方面採用人口統計學與經濟學模型，一方面提倡更嚴格地看待史料，試圖將軍事實踐結合歷史上的社會、政治結構。然而戴布流克的傳統並沒有延續下去，特別是對英語世界來說，有許多人將愛德華‧克雷西爵士（Sir Edward Creasy）視為英美學界的現代軍事史之父，因他在1851年出版了《世界十五場關鍵性戰爭》（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克雷西的作品深受輝格傳統的影響，對他來說，所謂｢決定性｣的戰爭就是指那些對英國形成議會民主制度有重大貢獻的戰役，而它們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們對當時的人來說很重要，而是因為它們促成了維多利亞的輝煌時代而顯得重要。也因此，希臘擊敗波斯入侵的馬拉松戰役成了一場自由與東方式獨裁的戰爭，而1066年的黑斯廷戰役（Battle of Hastings）則是愛好自由、具有原初民主特質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對抗獨裁諾曼人的戰爭，是這一連串決定性的戰役構成了西方文明、構成了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也許我們可以用中國史當例子，譬如說，涿鹿之戰到底為什麼重要到屢屢被寫進教科書？為建構華夏乃炎黃子孫也。）這種目的論的史觀帶有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色彩，且毫無疑問是以歐洲為中心來進行書寫的。這種觀點在當時英語世界廣為流傳著，即使到近一百年後溫斯頓‧邱吉爾，其《英語世界民族史》仍舊維持類似的基調。甚至不只是軍史界，這種｢重大戰役｣的看法在職業軍事教育和（特別是）大眾間亦特別盛行，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舊時常可以看到掛著類似標題的作品出版。但也和今天類似的，歷史學界對此卻顯得不以為然，像克雷西這種著作的盛行，非但沒能拉近學術圈與職業軍人和大眾的距離，反而逐漸加深了兩者的藩籬。
兩次世界大戰的傷痛不只撕裂了西方，也撕裂了歷史學界與軍事研究。特別在英美學術界，和平主義與反軍事主義並沒有隨著綏靖政策的破產而消失，軍事史研究因此變得非常不受歡迎。此時英國史學界深受左派傳統影響，而美國學術圈則受到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牽連，學者多不願意因研究軍事史而被貼上支持軍工複合體或保守的標籤，軍事史和歷史學間乃形同陌路，經濟史、政治史和宗教史大行其道。頗弔詭的是，軍事題材在大眾仍舊維持其熱門程度於不墜，作者同時也指出，或許正是出於這種受歡迎的程度與學術界的那點自命清高，助長了這股現象。無論如何，在缺乏新血和與同其他史學領域研究成果交流的情況下，學術軍事研究遂長期衰弱不振，而這個狀況要到接近1960年代時才稍微改善。
乍看之下，1960年代無論如何都不像是軍事史復興的時期。美國發覺自己陷於越戰的泥沼而惡名昭彰，而高等教育在英美的急速擴張也使得更多不同階級、種族的人得以進入學術圈，歷史學界乃致力於探索以往被忽視的聲音，社會史乃成為新的風潮。但也正是在這股社會史轉向上，軍事史研究被以｢戰爭與社會（War and Society）｣的名義重新發掘。這個時期的軍事史研究所關心的不再是那些個別的軍事偉人或宏大戰略，而是放眼於戰爭對社會整體的影響之上。這種戰爭與社會的研究，最初為了不受現實政治的拖累，而幾乎都選擇中古時期作為研究對象，H.J. Hewitt的”The Organization of
War under Edward III”即為一例，他關心的不再是愛德華三世時期沙場上呼風喚雨的名將與他們的戰術戰略，而是當時的軍人是如何被徵召、供養和組織的，相對於戰鬥本身，他也花更多的篇幅在那些沒有戰爭的時候。換言之，史家開始關心起社會制度、社群組織、經濟模式與戰爭的互動。然而起初這類的研究增長的速度很慢，且研究者多半不是軍事史家（或者不以軍事史家自居），對軍事院校的影響也相對有限。直到另一位英國軍事史家、同時也是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資深講師的John Keegan在1976年出版了”The Face of Battle”一書標誌了一個新的契機。該書以百年戰爭時期的阿金庫（Agincourt）、拿破崙時期的滑鐵盧、一次大戰的索姆河等三場會戰做案例。雖然研究對象仍是戰役本身，但他卻也和此時期的其他史家一樣，跳脫了上層軍事將領和政治家的觀點而試圖從士兵們的心理角度出發、以熟捻的筆法結合歷史、社會與心理學的研究而獲得英美學界與大眾的好評。1962年英國戰史研究巨擎麥可‧霍華德爵士（Sir Michael E. Howard）創辦倫大國王學院的戰爭研究部門時曾矢志以跨學科整合的方式來研究戰爭，雖然此舉在當時並未能立刻扭轉歷史學界和戰爭研究的刻板印象，但我們或許已能從中隱約察覺到戰史研究的未來：隨著Hewitt、Keegan這些結合了歷史學界原先研究關懷與人口統計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方法的｢跨學科｣作品逐漸增加，這種所謂｢新軍事史｣的影響力也隨之在1970、80年代水漲船高，替1980年代另外一股新的思潮注入軍事史學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對軍事史學界來說，1988年可謂是革命性的一年，這不只是因為英國史家Geoffrey Parker在這一年裡根據其研究近代史的成果（特別是其對西班牙史的研究）出版了”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一書來談論軍事革命，更是因為這本書所造成的轟動標誌著軍事史研究邁入了新的里程碑：和主流歷史學術圈接軌。Parker的方式是試著回答一個攸關重大的問題：｢為何是西方支配了今日的世界？｣數十年來各式各樣領域的專家們無不對此問題大發議論，如William H. McNeill著名的大作《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而在各式各樣的論述中，Parker獨樹一格的把軍事因素放在首要的位置，他認為軍事上的變革才是導致現代國家形成、乃至於使得西方能夠主導世界的關鍵。這樣的論述其實也不是全然獨創，早在1955年就有另一位英國史家Michael
Roberts提出其概念的雛型，當時Roberts根據其對近代瑞典的研究，認為運用火槍的效率在16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中葉時逐漸增加（特別是在古斯塔夫大帝等人帶領下發展出的線性戰術），導致出現對軍隊進行更嚴格和長期訓練的需求，而這股革命性的需求進而驅動政府建立常備軍和改革行政效率，演變出現代政府的雛形。在經過修正與完善後，Parker則進一步發揚了Roberts的概念並將其解釋範圍擴大。在Parker的論述中，他將軍事革命提早至十五世紀末的義大利，且導致軍事革命的主要因素是源自於更有效率的使用大炮而不是火槍（而在火槍上，他認為Roberts所提的那種變革其實早就在15世紀的西班牙步兵方陣tercios上就能看到），以及隨著火炮所產生出的新型堡壘（trace italienne，國內有些人取其源自於16世紀的義大利而將其翻作文藝復興堡壘，如《決戰熱蘭遮》的譯者陳信宏；或依照其外型稱之為星形堡壘star fort）。正是這種能夠抗衡火炮的新型要塞使得攻城的難度與所需的時日大為增加，迫使強大的國家必須維持一支訓練有素的常備軍和締造一個足以供給這支勁旅的行政和經濟制度。但真正使得Parker的作品有別於Roberts並讓其作品獲得廣泛關注的，還是在於其將這樣的現象做為解釋西方稱霸近代世界史的主要原因。簡言之，火藥革命創造了星型堡壘，這種軍事革命又促使歐洲演變成現代國家，而這使得西方能夠戰勝世界其他角落。
無論同意或不同意Parker這種極具野心的大膽論述，這本書的高知名度迫使許多史家重新檢視軍事這個長期被主流史學界忽視（或貶低）的因素。不只如此，為了要回應Parker對於近代西方稱霸世界的解釋，便有必要採取一種全球規模的比較觀點：而這開啟了軍事史上的全球史轉向。而這種透過研究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在近代以降的交流與接觸（特別是軍事衝突）來驗證｢軍事革命論｣說法的取向，則另闢了將軍事史研究結合文化史（特別是跨文化）研究的蹊徑，文化史研究則進一步又讓軍事史能夠受到人類學和性別史等新研究領域的薰陶。如此一來，軍事史這個曾被打入冷宮的領域，遂搭上了自80、90年代日漸盛行的全球史和文化史熱潮。
那麼，今日何謂軍事史？我想美國西北大學教授Michael Sherry替我們下了一個很好的註解：” No
field is more attuned to the present than military history…... Fear, especially
what the current or next war may bring, concentrates the mind.”在這個日趨複雜與動盪不安的世界哩，軍事史的研究成為了我們回應現狀的重要途徑，而也因此我們必須先認識我們自身所處世界的歷史脈絡。在這個前提下，重視人文的史學研究與重視務實應用的政治科學和軍事教育體系的研究成果應當是要相輔相成、互相裨補的。我們將可以看到，Geoffrey Parker的軍事革命論是是如何在史學界掀起一連串精彩的討論，而我們也將能看到，這些討論又是如何與現實局勢的發展相互整合，反過來又拓寬了原先的研究視野。
軍事革命論在西方政治科學以及職業軍事教育體系所造成最重大的影響，莫過於將其發展成一種更具指導性、更實務取向的理論，即軍事事務革命論（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這一套理論認為日新月異的現代信息與情報技術將使得獲得制空權的一方在精準的彈藥導引下獲得壓倒性的優勢，而信奉這理論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波斯灣戰爭時的美國。）然而隨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與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產生，這一套論述在二十一世紀初始就因過於強調物質科技進步乃至忽略文化影響而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與挑戰。加上隨後而來的反恐和因軍事占領而興起的反叛亂（Counter-Insurgency）研究的需要，這些政策制定者與軍事從業人員不得不將眼光拓展至學界的跨學科研究成果（Patrick Porter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 To wage
war, become an anthropologist”讀來仍令人莞爾）（註4），求助於過往的歷史經驗（例如二次大戰時期德國針對不同佔領區和反抗程度所擬定的政策，以及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對占領者的態度等等被重新拿出來研究）。這股對跨文化研究的需求、特別是針對伊斯蘭和中國研究的需求進一步助長了學界的全球史和文化史轉向，許多學者們開始修正原先軍事革命論所帶有的西方中心論色彩、軍事史研究中對於戰爭藝術、戰略乃是基於一普世原則的假設亦開始受到了挑戰，甚至就連近代西方到底有沒有在軍事上對東方取得優勢也不得不受到質疑。
在眾多的挑戰者中，以著作等身（這絕非虛詞）的英國軍事史家、Exeter大學教授Jeremy Black最為著名。Black質疑Parker等人的｢科技驅動論｣，認為並不是因為科技上有新的突破直接促使現代國家的形成，而得要等到西方政權的政治與社會權力能夠鞏固之後（例如宗教戰爭之後），新的科技才能發揮其效力。而且西方國家與與非西方地區的科技落差並不大，也很容易被模仿和彌補，例如Black曾語帶諷刺地舉出一座歐洲人自豪的星形堡壘在1622年被波斯人輕易的奪取，而那些波斯人｢顯然沒有讀過軍事革命論的文獻，不曉得歐洲砲兵部隊能夠藉著優越的科技打敗非歐洲人。｣也因此且其認為西方人對東方人的軍事優勢恐怕得要遲至十七世紀中葉、甚至十八世紀才出現。對國內讀者而言，美國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最近在其新書《決戰熱蘭遮》也把這個問題放在其討論的核心。他以國人耳熟能詳的臺灣荷治時期末期為例，透過描述荷蘭人與鄭成功之間的軍事衝突來檢驗Parker與Black對於軍事革命論的說法，給了我們一個有趣的啟示。荷蘭人的確在特定的幾個科技上享有優勢，例如堡壘技術與逆風航行的能力，但擁有這些科技突破是否就能帶給荷蘭人（或說西方人）在軍事上無可取代的優勢？歐陽泰認為倒不盡然。鄭成功的確是靠著學習西方人的攻城技術才最終克服了熱蘭遮城這個設計良好的星形堡壘，但歐陽泰認為｢模仿本來就是戰爭的一部分，｣這種科技上的進步其實是｢一種相互適應的過程。｣荷蘭人僅靠這些科技是無法獲得勝利的，因為鄭成功的軍隊良好的模仿歐洲火砲與攻城技術，且在自身部隊的訓練上絲毫不比歐洲人遜色，其指揮官們久經戰陣而足智多謀；相反的臺灣的荷蘭守軍卻屢屢出現墨守軍事成規、指揮統御不靈甚至內訌等等缺陷，所以即使握有關鍵科技仍最終不敵鄭成功的軍隊。歐陽泰的研究給了我們一個今日軍事史討論如何受益於全球史、殖民史或文化史等不同領域成果的親切例子，他使我們認識到其實尚有很多與軍事相關的題材值得我們去慢慢挖掘。
軍事史將何去何從？在本書最末，雖然有一章叫做｢軍事史的未來｣，但竊以為該章並未提出與前述內容所不同之新論述或觀點。而我認為要談軍事史的未來前，不免得先從充分認識今天軍事史存在有甚麼樣的問題著手。在這方面，Jeremy Black的”Rethinking Military History”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指南（根據我最近一些零星的觀察，該書似已經成為英美院校中對軍事史有興趣的研究生必讀書籍之一）。該書列舉了今日西方學界在撰寫軍事史時最容易出現的幾個問題，除了前面曾提到的以歐洲中心論去簡化非歐洲的軍事歷史與過度強調科技外，還包括了只看那些獲得優勢地位的軍事體系（僅注重實用與否）、過度強調國家與國家間的衝突（這現象類似於與國際關係領域對現實主義的反思）、在論述中屢屢將陸上與海上的衝突視為分開而非整合在一起的領域（最近楓書房出版的那本《戰略．戰術．兵器事典：歐洲WW.II》還特別標明是【陸空軍篇】也許可以作為一例）以及注意來自後現代的挑戰：例如意識到meta-narratives（一種以偏概全的後設大敘述）的存在，前美國軍事史協會會長Dennis Showalter曾恰如其分地指出：軍事史乃是輝格史觀的最後大本營（”Military history is arguably the last stronghold of what
historiographers call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 . . it sees the development of
warfare as progressive”）顯示這些問題被軍事史家長久以來似有若無地的忽略了，未來對軍事史有興趣的人當把這些提醒留在心裡。
John A. Lynn曾在那篇"Rally Once Again: The Embattled Future of Academic Military
History"文章中大聲疾呼對軍事史的關注，並且將軍事史於主流史學界的生存視為一場艱苦的奮戰。事實上，如果所謂｢傳統｣軍事史指的就只是單單關注軍事行動細節與戰爭藝術的話，那麼它在學術界自然未曾復興，而且也沒有必要。原因不是因為軍事不再重要，而是因為今日的軍事史的視角無疑地已更為豐富，且｢早就已經｣成為主流歷史研究的重要一環。就以近代西方究竟是在何時開始取得軍事優勢這個議題為例，我們已經能看出今日的軍事史已經和其他的史學領域密切結合。無論軍事史的未來是像本文最初引用本書作者所言” have moved from ignoring these branches of military history to
colonizing them”，亦或是如國王學院海軍史教授Andrew Lambert般更樂觀地宣稱現今軍事史乃是” the most popular aspects of the discipline”（註5），我們似乎都沒有必要將軍事史的未來看得太過悲觀，也無須太過強調軍事本位主義。畢竟這兩種觀點都拓展了吾人對於過往軍事議題的視野，使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不是僅限縮於狹隘的傳統軍事層面。而我想這對今日的軍事史研究者－無論是史學界、軍事教育體系或大眾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
註1：John
A. Lynn, "Rally Once Again": The Embattled Future of Academic
Military History, http://people.cohums.ohio-state.edu/grimsley1/dialogue/lynn.htm
註2：Justin Ewers, Why Don't More Colleges Teach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08/04/03/why-dont-colleges-teach-military-history
註3：Ross Mahoney, Military Histor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ttp://thoughtsonmilitaryhistory.wordpress.com/2008/01/21/military-history-in-the-united-kingdom/
註4：Patrick Porter, “Good anthropology, bad history: the cultural turn
in studying
War”
註5：Andrew Lambert, Military history http://www.history.ac.uk/makinghistory/resources/articles/military_history.html
2012年10月22日 星期一
書評：《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e consequences of 1492
哥倫布大交換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e consequences of 1492,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作者：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曾幾何時，距離克羅斯比這本巨作的問世竟然已有四十個年頭，在這本歷史近乎我個人生命經驗兩倍長度的小書中，史學家克羅斯比所談的是一個早被今日史家與歷史學系學生們視為常識的概念：｢以哥倫布為代表的歐洲探險家們不只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他們同時也作為新舊世界物種與文化傳播的媒介。」在這場以｢大發現」為名的時代劇背後，那些隨著大帆船（Carrack）而來的舊世界動植物相將永遠改變美洲原有的樣貌，當中的某些甚至更成了美洲原住民大幅減少的幫兇：除了那些踏上新大陸的歐洲人以外，對美洲世界影響最深者，則非疾病莫屬。長久以來史學界對於美洲文明消亡的成因莫衷一是，然而在克羅斯比寫作此書的時候，史學界的主流卻是將其歸咎於殖民者船堅炮利下的暴虐政策與美洲文明對於外來入侵者的恐懼心態。與此不同的是，克羅斯比則運用了今日所謂環境史的角度來書寫，在書中引用了大量西班牙傳教士與探險者們的文獻來描繪這段先前不為人所熟悉的歷史，一改這個原本耳熟能詳的故事面貌。除了西班牙或其他歐洲人殖民者別有居心的征服外，諸如天花等具有強烈傳染性的瘟疫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正是這些歐洲來的微小病菌替｢偉大」的征服者們鋪好了道路，也正是這些疾病讓那些一度｢偉大」的美洲文明帝國在沒有抗體的狀況下旋踵及亡。
那麼甚麼東西被｢交換」過來呢？在克羅斯比筆下，那些被｢交換」到舊世界的新世界生物中最重要的是糧食作物與性病式梅毒。前者在馬鈴薯、番薯、玉米這三種作物的領軍之下替歐亞舊世界養活了無數的人口；而後者則使人們在享受魚水之歡時還得提心吊膽。克氏刻意誇大了梅毒的重要性，他在三十周年再版的序文中曾以自嘲的口吻如此解釋：｢我之所以把它（梅毒）奉為要角，是因為看到這麼多疾病跨海西去，卻不見任何東來回敬，老覺得哪裡不太對勁。我就像過去好幾代地理學家一般，他們在庫克船長證明其實不然之前，一職堅信在極遠、極遠的南方，必定對稱著某塊大陸，一塊稱作澳大利斯的未知之地，巨大到可以平衡歐亞、非、美洲三大陸所有加起來的面積。…那些地理學家錯了，我也錯了。」而由此例我們並不難看出，本書雖然提名為哥倫布大交換，然而受限於作者當時的寫作環境與研究成果，書中所仍多著墨於舊世界對新世界的負面影響：新世界的生物豐富了舊世界的認知，當中幾種植物更成為今日世界上多數人的主食，反之舊世界的動植物卻連將他們攜帶過去的人類一同，大幅削減、同質化了美洲原有的生物相；梅毒（關於它的起源至今仍廣為爭論）雖然也替舊世界的人們帶來損失，但同那些發生在美洲原住民身上的驚人災難相比似乎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本書的最後，克羅斯比站在環境史的角度有些悲觀的認為：生態的基因因而在這場不均等的｢大交換」下愈形枯竭，｢我們為了眼前的方便，而劫掠了未來。」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克羅斯比的這本經典之作無疑地富有啟發性，即便有些觀念在今日稍嫌過時，依舊瑕不掩瑜，它刺激了無數歷史學家們投入環境史、殖民史以及（也許多少有些意外的）全球史研究。雖然這本書主要是在處理新舊世界的交互影響－又特別是歐洲與美洲之間，但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引出了另外一個關鍵的歷史問題：即何以新舊世界諸多文明接觸的結果，會是歐洲而非美洲或其他文明稱霸世界？克羅斯比並沒有在本書中討論這個問題，但它或多或少也間接替回答此一問題開創了重要的解釋面向。沒有克羅斯比精彩的創見，我想我們可能就不會那麼早看到賈德‧戴蒙完成他那著名的《槍炮、病菌與鋼鐵》，而我們對於今日世界的認識，恐怕也將單調乏味許多。
後記：
作為歷史學系的學生，我可以說是相當晚才拜讀此一大作。我在高中時期就已讀過《槍砲、病菌與鋼鐵》，很不幸地在當時自己粗鄙與狹隘的歷史認識下，只覺得該書艱澀難讀；也許這或多或少影響了我遲至現在才讀《哥倫布大交換》（也因此我必須要感謝黎冠忠同學在一次逛書街的場合下有意或無意的推坑）。與《歐洲的誕生：神話、理念、現實》一書相反，閱讀這本書的經驗是愉快的，作者立論淺顯易懂，且在譯者文筆的幫助下，此書讀起來便有如行雲流水般的順暢，使得這本書非常適合作為接觸世界歷史的入門書籍（雖然仍有一些讓人很難不去注意到的基本疏漏，例如在本書第32到35頁這短短的篇幅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年份忽而是1492年，忽而是1892年，甚至1942年。）
2012年3月10日 星期六
[Translate]Milita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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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對於軍事史的發展挺有興趣的，於是陸續看了些書，其中看到一篇由英國著名軍事家
Michael Howard所撰寫的一篇短文，覺得蠻有趣、蠻有同感的，對身處台灣的我們來說也
許是個不錯的省思與啟發。由於老人家他的文筆相當幽默諷刺，但由於自己能力有限，僅
能憑著破爛的高中英文，在翻譯上盡量採微言大義，讓版上的大家見醜了。可以的話還是
建議看原文，如果有哪裡翻譯的不好或有誤解之處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原文有些長，因此我將它分成數篇。
轉載請先經過本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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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ar
by/ Michael Howard
* Michael Howard （1922-）: 英國跨學科進行戰爭研究的奠基人，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創立了著名的李德哈特檔案館，現為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榮譽教授與創辦者之
一，其以在軍事史傑出的貢獻而在2005年由伊莉莎白女王頒贈功績勳章（Order of Merit
）。
** 本文收錄自美國軍事史家E. Williamson Murray所編著之"The Past as Prologue: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to the Military Profession"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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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first university chair in our subject was established at Oxfor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s field was defined simply as "Military History," and it took two world war s to broaden this to the "History of War." I have no firm evidence for this, but I suspect that the
change was made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incumbent was expected to cover naval and air matters as well.
當牛津大學在1910年代建立我們這領域內的第一個大學講座時，它僅僅被定義為"軍事史"範疇，一直要到經歷了兩次大戰以後，它才逐漸發展成"戰爭史"。儘管我沒有辦法證實，但我猜想這個轉變主要是想要將海軍與空軍納入此一範疇。
The same enlargement occurred in the scope of the only other similar chair in this country, which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for Lloyd George's nemesis, General Sir Frederick Maurice, and about this I can speak with greater authority.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reviving i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ere not military men: they were
academics 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ho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civilian conduct of the war – economists like Lionel Robbins, social historians like Sir Keith Hancock, diplomatic specialists like Sir Charles Webster. They knew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the conduct of war wa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 be left to the generals and believed in consequence that the study of war wa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military historians. The scope that they had in mind was so wide that they were not sure how to define it.
同樣的轉變也發生在倫敦大學的國王學院，它在一次大戰以後亦由勞合喬治的政治勁敵腓特烈．莫里斯爵士建立了一個軍事研究講座。對於這件事，我想我有資格可以說，當年那些在二次大戰後負責復甦這個學科的人都不是軍人出身，這些人多半是倫敦大學的學者，包括經濟學家Lionel Robbins、社會史家Sir Keith Hancock與外交官查爾斯．韋伯斯特爵士。他們根據各自領域的經驗得出戰爭是一個相當嚴肅的事情，而這使得它將無法只靠軍事將領或軍事史家們來研究。然而他們所想像的戰爭研究，其所涵蓋的範圍卻又廣到難以被定義。
I recall a meeting of the great and the good in the early 1950s, where the title of the chair was being debated. Because its subject matter was not confined to history, they adopted that usefully vague term “studies”; one that was then in its infancy and today provides cover for innumerable soggy nonsubjects. But how were these “studies” to be defined? If they were not “military,” what were they? “Defense Studies” was deemed too mealy mouthed. Strategic Studies“ was too narrow. “Conflict Studies” was too broad. One learned scholar suggested, in desperation, “Polemological Studies.”At last Sir Charles Webster, a blunt and massive Yorkshireman, hit the table with a fist the size of a large ham and demanded : “It’s about war isn’t it? So what’s wrong with War Studies?”
這讓我想起當時發生在1950年代的那場爭論，究竟這個講座要掛上甚麼樣的頭銜？由於其
所涵蓋的並不是只有歷史學領域，是以無法和其他講座一樣以某某史講座稱之，因此最後
索性用一個更籠統的字眼來替代："某某研究"。
然而這樣的研究到底要"研究"些甚麼呢？除了軍事史外還能是甚麼？若叫它防衛研究
似乎有些欲蓋彌彰的感覺，只稱之為戰略研究的話又有些太狹隘了，但叫他衝突研究卻又
太空泛了。甚至有學者絕望的建議：｢何不叫戰爭和平學研究呢？｣（編按：Polemology
是一個1930年代才出現的新詞，源自於希臘文戰爭之意，用來泛指那些為了防制國與國之
間的戰爭與廢除軍事武力而進行的研究，戰爭和平學這一定義與翻譯是出自復興崗學報的
莫大華副教授。）
這個討論最後是以查爾斯．韋伯斯特爵士，一個直率的約克郡佬，用他的拳頭重擊桌子做
結：｢反正它和戰爭有關對吧？那為什麼不叫戰爭研究就好了？｣
So, War Studies it became and has remained ever since. I was put in to hold the fort until they could find someone more eminent to occupy the chair (which I am glad to say they never did), and they genially made it clear to me that there were no limits to the claims I might stake out. I myself might teach the history of war, which was all I knew about, but I was to recruit as widely as possible among other disciplin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urally; strategic studies, a subject whose birth had just been precipitated by the invention of nuclear weapons;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general; law, both international and constitutional; anthropology; theology – indeed anything that I could think of and whose practitioners I could interest. If black studies, gender studies, gay studies, or media studies had then existed, I would certainly have colonized them as well. In short, I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at vast empire over which Professor Sir Lawrence Freedman now presides on both banks of the Thames.
這就是至今仍在使用的"戰爭研究"一詞的由來。直到他們找到更合適的人選之前，我暫時接下這個講座職位（而我很慶幸他們從沒找到這樣的人選）。雖然他們很和藹地說我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來決定講座的內容，然而由於我自己是教戰爭史的，所以我恐怕也只能教這個。但我是還到處去找了各種可能派上用場的學科：國際關係（不意外）、戰略研究（某個因核武突然出現而產生的學科）、經濟學與社會科學、法律（包括國際法與憲法等）、乃至於人類學與神學，幾乎涵蓋我所有能想得到會派得上用場的領域。我這麼說吧，如果當時有所謂黑人研究、性別研究、同性戀研究甚或媒體研究的話，我想我毫無疑問地也會把它們通通抓進來。總而言之，我替勞倫斯．佛里德曼爵士今天在泰晤士河兩岸所主持的事奠定了基礎。（編按：佛里德曼是現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的教授，同時也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擔任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
I am myself always a little uneasy when described as a “military historian.” Until very recently, the great majority of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found it hard to think of the term in anything but a rather pejorative sense: “ military history is to history,” as I think someone once said, “what
military music is to music.” To dismiss it in this way is of course grossly unfair, but for doing so I think there have been two good reasons. “Military history” was equated with “operational history, ” and most of it – at lest,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 was written, and studied, to enable soldiers to be better at their jobs. This was and remains a quite legitimate function. Past wars provide the only database from which the military learn how to conduct their profession: how to do i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 how not to do it.
就我個人而言，每當有人叫我"軍事史學家"時，我總是感到不太自在。因為直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的專業歷史學者都對其存有一種輕蔑的看法：｢軍事史已經成為歷史了｣就像某人曾經說過的一樣：｢軍樂就是軍樂之於音樂。｣（編按：這是美國喜劇的一個諺語：Military justice is to justice as military music is to music，軍法之於司法猶如軍樂之於軍樂，換言之就是廢話，是用來諷刺強詞奪理的軍事官方說詞）
這樣的評論自然不太公平，但我想他們也有理由如此。第一，軍事史幾乎被等同於軍事作
戰史，而且至少在二十世紀以前，書寫或研究軍事史只是為了讓軍人能夠更好的肩負他們
的任務，因為過往的戰爭經驗往往是他們學習的唯一管道。
Good, accurate military history serves a necessary purpose so long as we have a military profession at all. Clausewitz warned of the misuse of military history, of expecting it to provide “school solutions” rather than to educate the minds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 to expect the unexpected, but his warning have all too often been ignored. One does not, or anyhow should not, study the past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school solutions” – that is the first “lesson” that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have to drum into the heads of their pupils. Nevertheless, however intelligently it may be studies, military history has preserved for many of its readers and writers a distinct didactic purpose to which few other branches of historical studies would lay claim and one which they regard with understandable suspicion.
只要我們還需要軍事領域的專業，那麼一個優秀且清楚的軍事史便是不可或缺的。儘管克勞賽維茨曾經警示過我們，軍事史並不能提供標準答案，它只是讓那些軍事指揮官們能夠對那些預料之外的事情先做心理準備。要想成為一個專業的歷史學家，則所要學的第一個課題，便是反覆告誡自己不要從過往的歷史中尋求標準答案。然而對許多讀者和作者而言，軍事史仍舊提供了一個明顯有別於其他歷史學取向的研究，因為其他的歷史學派往往對軍事史抱持著懷疑的眼光而不願意關注這個領域。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of much – indeed I would say most –military history is its parochialism. It has all too often been written to create and embellish a national myth, and to promote deeds of derring – do among the young. I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say that this is a characteristic that military historians have now outgrown, but we have only to stop into any bookshop to see that this would not be true. Leaving earlier history aside, the First World War in British historiography focuses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British Army’s heroic sufferings and achievements on the Western Front.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ransacked to provide material for the glorification of our past, while shelves are still being filled with scrapings from barrel
bottoms about the Gulf and Falklands Wars.
第二個讓軍事史不被主流專業歷史學所認可的理由，也是我認為最關鍵的原因，便是軍事史的眼界太過狹隘。軍事史太常落入粉飾國家神話與宣揚英雄式行徑的窠臼，我倒很希望自己能夠說：｢今日的軍事史家們早已經成熟到不再有這種特質了｣，然而每當我走進任一家書，我便不得不打消這個念頭：英國的軍事史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詮釋總是離不開西線那些英雄般的苦難與成就，而二次大戰的書則充斥著歌頌過去的題材。較早期的歷史被無視，而架上殘留的空間則被波斯灣與福克蘭群島戰爭的碎屑所填滿。
Heaven know that we are not the only ones to be parochial: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ians, with a few brilliant exceptions like Carlo d’Este, seem unawa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any alli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t all, in either Europe or the Pacific, and I doubt whether the Russians are any less oblivious either, although they have better reasons. No wonder bookshops have special sections on “military history” carefully quarantined from history proper. Some of my colleagues refer to it as “pornography”: This is going a bit far, but I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天知道我們並不是唯一如此狹隘看待軍事史的國家，美國的軍事史學者，除了極少數像Carlo d' Este這般優秀的史學家以外，多半忘記美國無論在歐洲戰場或是太平洋戰場都還有其他盟友存在的事實。我敢說俄國的軍事史也有同樣的狀況，只是他們的理由比較充分一些。無怪乎書店總是會有一個特別的"軍事史"書籍專區，小心翼翼的將它與正統歷史學給區隔開來。我有些同事甚至認為軍事史猶如一種"色情文學"（自溺自慰用）。這也許說得太超過了些，但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2012年3月1日 星期四
Essay - Falkenhausen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遲其實現。華方宜求時間餘裕，做整軍經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進。
-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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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是我自己在大二下學期修｢中國現代史｣這門課的學期報告，由於自己對德國在戰間期乃至於二戰時期的援華顧問團有興趣，所以才選了這樣一個主題來報告，以現在來看這篇報告的確是有很多不成熟之處，但作為給自己日後參考用的回顧，還是拿出來獻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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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人論中國現代史上之中西交流者，大抵以中日、中美、中俄三者為最，而中德關係則一向較少為人論及，其實早在滿清末年自強運動的時候，其北洋艦隊與心軍的編練就已經採用德式裝備與聘用德國顧問了[1]，但在當時中德雙方並未形成較官方、正式規模的交流，其影響亦僅僅是侷限於軍事、器物上而不夠全面。一直要到了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德關係才有更進一步的推展，具體的代表正是展現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上。德國顧問團在華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不過大部分的人對民國時期的軍事顧問團有印象的應該還是蘇聯與美國，前者以鮑羅廷為代表，最大的貢獻就是在聯俄容共時期（1927年之前）組織了黃埔軍校和黨組織；後者則以史迪威和魏德邁為代表，直接貢獻自然是在1941年後幫助中國打贏八年抗戰[2]。然而在1927-1941之間的空窗期卻很容易為人所忽略，這段時間包括了黃金十年與八年抗戰的前四年所謂獨立抗戰時期，是奠定抗戰的實質基礎最重要的一段時間，而在這段時間在中國扮演關鍵援助地位的，正是以在華軍事顧問團為主的德國。德國駐華顧問團從一開始的非官方性質到後來逐漸轉趨官方、中德兩國之交流實愈深愈廣，而法肯豪森將軍做為此中德關係最高潮時期之總顧問，探討其在華期間的所作所為對中國的幫助實至關重要。是以本文將以在法肯豪森時期的德國駐華顧問團對抗日戰爭的貢獻為經，以歷來中外學者對德國顧問團的探討為緯，試圖釐清法氏與其顧問團對抗日戰爭的具體貢獻。
二、法肯豪森來華前的德國顧問團
（一）德國顧問團來華原因初探
客觀而言，民國初年的中德合作之所以能夠形成有幾個天先條件，首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後幾乎失去所有在華的殖民地與利益，這點使得中國方面認為德國對中國應較不致於有領土之野心[3]；第二，德國因戰敗國身分受戰勝國壓迫所產生之屈辱感而萌生富強之念頭，此種心聲和當時備受列強欺壓之中國不謀而合[4]；第三，也由於德國力圖重整軍備，因此亟需要戰略相關之物資，而物藏豐富之中國遂成為德國在遠東最亟欲拉攏之貿易對象，同時中國意欲富國強兵，效法列強以求軍事上的現代化，在對中國較無野心且國情類似的條件下，德國似是個最好的選擇。除此之外，直接導致此次德籍顧問來華的具體原因則是因為德國於戰後的裁軍限武導致軍人地位低落，許多退了伍的軍人於國內無所適從，遂前往海外肯重用其才能的國家發展，一方面替自己謀求生計，二方面也能替國內的軍工產業牽起一條新的商機[5]。就在這樣的時代脈絡底下，不受德國威瑪政府歡迎的退役軍官鮑爾上校（Col. Max Bauer）遂於1927年來華擔任蔣介石國民政府之顧問[6]。一般學界亦以此為民國時期德國駐華顧問團的起始點[7]。
（二）法肯豪森之前的德國顧問團
綜觀德國顧問團在華時間，自1927年起到1938年為止共歷經了五位總顧問，為方便討論，學界多將其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鮑爾上校（1927-1929）、克里拜爾中校（1929-1930）到佛采爾中將（1930-1934），後期則以塞克特上將（1934-1935）與法肯豪森上將（1935-1938）為主[8]。從這五人的官階我們已不難看出德國在華顧問團之層級與規模都越來越大之漸趨官方化的演變過程，前期的顧問團基本上具有濃厚的非官方性質，後期則介於半官方和官方之間的模糊地帶[9]。此前、後期的劃分實與整個國際局勢脫不了關係，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威瑪共和政府仍舊受限於凡爾賽條約，此條約明文限定了德國的軍備與其派駐他國之外籍顧問團的職權[10]，因此其對內外自然皆不敢明目張膽的重整軍備，這個狀況一直要到1933年希特勒的國社黨掌權以後才改變（此時間點亦與顧問團分期之時間點相近）。第二，中國國內局勢尚不穩定，鮑爾初來華時蔣介石之南京政府仍處於北伐狀態，統治力尚不及全國，德國政府或企業大多還在觀望的保留態度，一直要到北伐完成、中原大戰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才逐漸為外所承認[11]。那為什麼到了後期仍舊有介於半官方與官方之間這種模糊的說法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日本。德國在一戰後其在華利權大多為日本所繼承，日本亦在這段時間一躍而成為亞洲首強，且隨著軍部逐漸掌權，右派色彩漸增。另一方面，德國在希特勒的上台與法西斯主義日漸高漲後開始視共產蘇聯為其最大之敵人，需要在亞洲找一個意識型態相近的戰略夥伴，而日本正好能符合這個要求，因此納粹德國遂盡力討好日本，因此對中國的援助就不能做得太顯眼，換句話說，其對中國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而對日本則是出自政治目的之考量[12]。整體來看，前期顧問團主要的貢獻在於協助南京中央政府對付軍閥與剿共，尤其以佛采爾將軍為代表，其任內積極的替江西的五次剿共[13]戰事與中原大戰做出具體的貢獻[14]。然而因其個性耿直，屢和國軍將領有所摩擦，最後蔣介石不得以另聘一更德高望重的顧問來華，即促成了國防軍之父塞克特上將兩次來華[15]。由於塞克特將軍在華時間並不長，其對華的貢獻大抵是方針性質的，具體實行仍由其助手法肯豪森將軍落實，此將容後述。
（三）法肯豪森來華和其與中國之淵源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生於1878年，早年因受貴族家庭教育而精通多種語言，這使其日後的人生閱歷因此有所不同。他曾在八國聯軍的時候做為德國第三步兵團的一員來到中國，那同時也是他第一次和中國文化的直接接觸，並因此對中國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也種下日後再來華擔任顧問的因子。法肯豪森回國後，先後出任駐日武官與土耳其的顧問（因土耳其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是德國的盟友），這些經驗皆對其日後出任國民政府總顧問有極大的幫助。然而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德國不得不裁減其軍備，大量軍人因此失業，法肯豪森也因此閒賦在家[16]。一直到1932年，當時人已經在華擔任蔣介石南京政府之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的佛采爾中將，為了達到以德國軍火整建入關的東北軍之目的，曾想替張學良另聘一位德國顧問來華，其看中法肯豪森，然而終究是在德國外交部的反對下未能成行[17]。德國外交部的態度一直要到中德關係更趨緊密、塞克特將軍來華後才讓步，而法肯豪森也就是在1934年塞克特第二次來華、正式接替佛采爾擔任總顧問的時候以其助手的身分來華。由於塞克特將軍年事已高，絕大部分顧問團的實際工作是交由法肯豪森在處理的[18]，塞克特最後因病於1935年回國，隔年即病逝，德國在華顧問團正式進入了法肯豪森時期。
三、法肯豪森對中國抗戰的貢獻
（一）抗戰前的積極準備
具體而言，在法肯豪森擔任總顧問後，中德合作開始進入顛峰，舉凡1935年駐德公使正式升級成大使、1936年孔祥熙訪問德國時受希特勒接見、1936年蔣介石生日時德國上至希特勒下至國防部長、經濟部長等通通發電祝賀、同年，德國在華投資量與貿易量也達到第三位[19]，皆可為證。法肯豪森即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進一步加深中德交流，有些是承襲前任顧問而來的，如中德易貨貿易和德式新軍的編練，亦也有許多新的見解，如對日抗戰所當採用的國防戰略理論等。在此我們將簡單介紹法氏在抗戰前為中國做出的種種努力。
首先是中德易貨貿易的持續發展，此一中德易貨貿易開始於塞克特將軍時期，其促成德國軍火商人漢斯˙克蘭（Hans Klein）組成一個合步樓（Hapro）公司專司對華貿易[20]，其具體的貿易內容為以中國所產之豐富資源換取德國工業技術與軍火，尤其是對軍工業最重要之戰略原料鎢在當時中國產量為世界之最[21]，對本身並未產鎢礦的德國來說，從其進口鎢礦便尤為重要，在法肯豪森擔任總顧問的這段時間裡，中國鎢礦一度占德國進口鎢礦總量的70%，足見此貿易對德方的重要性。除礦產外尚有農業資源，如大豆，唯產量最豐的東北因淪於日軍手中，故在法肯豪森時期並未成為重點項目[22]。而德國則協助中國建立實業，包括設置煉銅廠、煉鋼廠、槍炮彈藥廠、化學光學工廠、鐵路幹道、防禦工事[23]與實質軍火等等[24]。法肯豪森時期將這些交流接進一步的擴大且更為嚴格的要求品質，其擔任總顧問時對於德國軍火商所開出的價格屢有不滿意要求降價之處，又其開始真正顧慮中國的需求而訂購軍火，並將中國所不需的軍火退還或降價，即便那有違德國政府與軍火商之意願[25]，更難能可貴的是，其親自檢閱送來的軍火，一旦發現有瑕疵者，就要求退換並痛陳該公司實愧為工商信譽品質良好之德國公司[26]，由此可見法肯豪森並非如軍火商人般單純為了商業利益而為中國服務，這點後面將有更多的討論。
法肯豪森最為重要的貢獻，恐怕仍是國防戰略理論之提出與對德式新軍的整建這兩大部分。就國防戰略理論而言，其擔任顧問這段時間，運用其早年在日本擔任駐日武官對日人的經驗，替中國與蔣介石謀畫了一套抗日戰略，具體呈現在其《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一文中，其於文內開頭便指出：｢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遲其實現。華方宜求時間餘裕，做整軍經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進。｣[27]這一段話幾乎就道破了中日兩方於抗戰前的態勢，即中國努力拖延時間、以先安內後攘外和中德合作的方式努力求內部富強，而日本自然不願看到中國變強，故必急於破壞，這一點法肯豪森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明白中日戰爭將是不可避免的。是以他就針對此點於《防禦計畫綱要草案》一文中做了許多建議，包括中國應當要建立國防線（如註22）、固守南京、以長江流域之松滬等與列強有利害關係之地為戰場以爭取列強干涉、以長江一線為未來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建立層層防禦體系，因華北過於平坦，有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之運動、以四川為最後根據地建立軍工業和對外聯繫道路、黃河可作有計畫之人工氾濫以阻擋日軍、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戰對抗日本[28]。上述諸項建議除防禦首都在抗日戰爭中未能落實外[29]，幾乎全部為國民政府所採行，足可見法肯豪森的貢獻。
再就整備德式新軍而言，此並非在法肯豪森才開始，早在第一任總顧問鮑爾時期就已經有關於在國軍內部成立｢教導隊｣的構想，然具體實施仍得到第三任顧問佛采爾之後，國軍開始組建所謂｢教導團｣、｢教導師｣[30]，此即相當於具有示範作用之最精銳部隊，除可藉此做為國軍之榜樣，尚能從此為中心替整體進行改組。而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更進一步的以其重建德軍的經驗，替中國畫下了未來整軍的藍圖，在其所著之《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其延伸了教導師的理念，認為國軍當要以此為中心，訓練一支約20師、30萬人的精銳部隊[31]，此遠比國軍現有的上百萬部隊來的實用，並且要佐以軍事教育體系上的改革，以使他們擁有現代軍事的觀念[32]，簡而言之，即兵在精而不在多的構想。又其認為中國應該要為此具備能自給軍火的能力，以工業的現代化和軍事現代化相輔相成，是以其任內也同時開啟了克蘭的中德易貨貿易。然而也正如上述，塞克特的這些理想，基本上都是到了法肯豪森時期才真正部分落實的。法肯豪森除了實施塞克特的整軍構想外，自然也做了一些細節上的修正（畢竟塞氏的建議接近於大綱），於抗戰前整編了近20個師，其中約有八萬是全副德式裝備、訓練精良者[33]，這些部隊遂成了蔣介石中央軍中的骨幹，也是蔣介石最引以為傲的精銳，並於日後抗日戰爭中痛擊日軍，法肯豪森總顧問自然功不可沒。
（二）抗戰時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關東軍於宛平縣附近藉口士兵失蹤而和中國守軍發生衝突，史稱盧溝橋事件，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德國由於不便開罪日本，亦不便和中國斷絕往來，在此時採取了一個相當曖昧的態度，透過駐華大使陶德曼轉達德國外交部的立場，即希望德國軍事顧問團能在這場戰爭中嚴守中立，並希望法肯豪森能運用其對蔣介石的影響力促成中日和談。對此，法肯豪森予以回絕：｢如在當全中國人民對日充滿恨之際，於所提之和談建議，將被彼視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為。｣[34]法肯豪森與德國顧問團隨後就參與了抗戰初期最大規模的一場戰鬥：813松滬會戰，法肯豪森親臨前線協助戰事進行，成功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之美夢，這場戰爭也因此被日本人戲稱為＂德國戰爭＂（The German War）[35]。然而很遺憾的是，這場戰爭的結果並未如法肯豪森或中國預期中的爭取到列強的支持，並且還賠上了大量的德式中央軍，雖然令日軍大受震撼並重新評估對華作戰，但精銳的損失一時難以彌補，南京保衛戰也未如法肯豪森預期中的實行（事實上當時恐怕也難以實行），間接導致當年花大量心血修築的部分長江國防線直接落入日軍手中[36]。
然而，即便遭遇到此等挫折，法肯豪森所提出的絕大多數方案仍陸續被採用，以空間換取時間更成為整個抗日戰爭的最高指導原則，其餘像是在黃河花園口決堤以阻滯日軍（雖然也造成了大量人民流離與傷亡）和以四川、重慶為基地都有具體落實，法肯豪森和德國顧問團也另外參加了著名的台兒莊會戰，大破日軍[37]，可惜的是，法肯豪森與德國顧問團屢屢違抗德國政府禁令的行為，令日本政府不得不對德國下最後通牒要求撤回軍事顧問團、中止對華軍事援助，終於迫使德國政府動搖，決定於承認日偽滿洲國政權與召回德國顧問團，時值1938年2月[38]。
四、德國顧問團在華的最後時光
（一）、德國承認滿州國
在經過1938年1月陶德曼調停的失敗後[39]，德國政府意識到中日兩國的戰爭再也無法停止，勢必要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做出一個選擇，而此時德國國內的現況是，原本親華派的部長們紛紛去職，換上親日派的國社黨員們坐鎮，希特勒為了達成其拉攏日本為其戰略夥伴的目的做了許多的努力，包括德義日反共協定等，而最後終於在1938年2月承認了滿州國，此舉自然遭到了中國方面的嚴厲抗議，駐德大使程天放甚至為此和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辯論，將對方辯的啞口無言[40]，但即便如此也挽不回外交上的破局，雖然德國方面私底下仍舊運送許多軍火到中國[41]，但做為德國在華勢力象徵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德國方面卻也只得展現強硬態度，要求他們限期離華。
（二）、召回駐華顧問團與外交周旋
德國首次要求召回駐華顧問團是在1938年4月，而得知消息的南京國民政府自然要求希望能寬延時間，或者能夠至少留下法肯豪森為首的幾名顧問，而德國政府均予以拒絕。法肯豪森本人也傾向於繼續待在中國，部分出於其對中國人民的情感，部分則是因為其身為顧問與軍人的責任感，其在對德國政府的報告中提到：｢絕大部分顧問的聘用合同要到1939年或1940年才到期；限在單方面中止合同，會遇到法律上、經濟上的困難。｣然而德國對此不與理會，又分別於5月、6月數度下達召回顧問團的命令，甚至以身家性命和個人榮譽相威脅[42]，蔣介石與法肯豪森逼不得以，只得委曲求全，結束德國顧問團在華的日子[43]。
（三）、尾聲
1938年7月8日，法肯豪森與德國顧問團一行人登上了一列車身漆滿國社黨萬字符號標記的火車[44]，臨行前還向蔣介石保證絕對不會出賣中國軍事機密給日本[45]，並且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以表達對中國之不捨之情，以下將節錄部分翻譯：
｢在國民政府服務十年之後，德國顧問團被命停止它的活動。為了發展中國的武力，超過130個德國人在這段時間給予最大支持，相信幫助中國發展也就是他們給予祖國－德國，最好的服務。我們中的八位死在此地，我們欽佩這些為中國即德國而死的人。由於我們離開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有一種很特別的經驗。我們可以很驕傲、自滿的回顧我們過去的成就及工作。並不是中國政府把我們驅逐出境，而是遠超出我們影響力之外的政治因素使然。….在我們離開之際，也帶有一個希望，我們辛苦工作的成果，已經建立起德國名聲及德國士兵在中國三軍裡的敬重，也希望在我們離開之後，這些名聲及敬重仍會保存下來。….而在中國的德國顧問團所做的事，會於德國在遠東的歷史中流傳下去…｣[46]
即便在法肯豪森回國之後，也時常與南京政府通信表達對戰況之關切，就連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仍與台灣當局有所聯繫，足見其與中國情感之深。法肯豪森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納粹在比利時占領區的總督，因為不執行許多納粹的政策且挽救了許多比利時人和猶太人的性命，在戰後的審判以無罪開釋，戰後一度生活困頓，中國方面得知此消息後，蔣介石也數度派人探視與慰勞，令法肯豪森十分的感動[47]。雖然法肯豪森於1966年以88歲的高齡與世長辭，然而其對於中國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將不會被後人所忘記。
五、結論與展望
從法肯豪森的經驗和例子之中，我們實不難看出這群德國在華顧問團們對中國的貢獻有多麼難能可貴，即便這段期間的中德交流，有一部分仍是出於現實的政治目的與經濟利益（前者如希特勒之國社黨員，後者有克蘭的合步樓公司），但我們仍不可否認的是，這群在華的德國顧問們當中有許多人，是以相當真誠的心態在替中國謀求福利，法肯豪森先生就足以做為其中的楷模。相較於蘇聯和美國的顧問，德國的顧問在華期間可以說是相當稱職，較少發生干涉內政事務或和指揮權衝突的事情[48]。這群顧問在中國歷史上實是個特殊的存在，值得後人為他們記上一筆。
早期出於國情（中華民國不便宣稱其與納粹德國之關聯）與史料缺乏（列為機密或因戰爭而損失），對於中德關係或德國在華顧問團的著墨並不多，大抵多以西方學者，如美國學者柯偉林教授、德國學者馬丁教授之研究為主體，我方自己研究的多半具有私人或回憶性質，如程天放之《使德回憶錄》[49]或辛達謨因個人經歷的關係所寫的諸篇文章，另有傅寶真教授鑽研外文之相關史料所寫的多篇文章。也因此絕大部份關於德國軍事顧問團的討論都是出於西方學者的論點，包括探討這群顧問團來華的確切目的與心態，而近年來由於兩岸與德、美之檔案逐漸解密，大陸方面如馬振犢、戚如高等開始運用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之史料，而國內除傅寶真先生持續不懈外，諸如〈抗戰前的中德關係史料選輯〉[50]或《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之中德關係》[51]等史料性著作開始出版，另周惠民、張乃木等許多人亦也開始投入相關的研究領域，眾多論文、專書或翻譯亦隨之而生，史學界對於軍事顧問團的討論和爭論點也就多了起來，尤其是在關於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們來華的目的與心態上，德國學者馬丁(Bernd Martin)就認為這些是顧問大抵出自於利益考量[52]、大陸學者馬振犢、戚如高等則指這些多半是｢非出自於正義的支援｣[53]、美國學者柯偉林(W.C.Kirby)教授則認為顧問團幫助中國是出於｢經濟收入和集體榮譽｣[54]；對此，台灣方面的學者大多不完全認同，尤以辛達謨、傅寶真反對最力，台大外文系教授辛達謨在《傳記文學》期刊中許多文章[55]，皆試圖表達出顧問團無私的胸懷和對中國極深的情感，惟辛達謨受當時忠黨愛國觀念極重，為文較不中肯。傅寶真教授亦寫了兩篇文章統整了國內外學者對此的討論與自己的看法，他強調｢西方自由派與左派馬克思主義思想者往往用偏見來看德國顧問團，實有不合國情與不夠客觀之處｣[56]，個人以為是為文較為中肯的一位。學界產生不同的意見與看法、彼此相互論戰實[57]是好事一樁，因可更全面的探究中德關係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全貌，而不會僅侷限於一家一言之觀點，也因此，廣泛而多元的接觸各家、各國的史料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然而，由於語文能力、時間和經驗上的不足，本篇報告大底還是建立在二手資料之上，實甚為可惜，未來應該要繼續朝向第一手史料為主繼續努力，而有關中德關係之第一手史料，可分為台、中、美、德四大部分，國內部分即是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和一些國民黨的檔案在為主，大陸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近年來已經開放，但我一直沒有機會去，而我對美方的資料目前所知甚少，恐怕暫時也難以一窺其貌。另外，吾人近來於大學進修德文，為的亦是有朝一日能夠親自去德國造仿佛萊堡的聯邦軍事檔案館一趟，親眼讀讀珍貴的德方第一手的史料[58]。
六、參考書目
一、專書
王立本，《烽火中國裝甲兵》。臺北縣：老戰友，2002。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市：環球，1987。
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江蘇：人民，2006。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
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聯，2003。
張水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德外交關係之演變1919-1939》。臺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5。
程天放，《使德回憶錄》。臺北市：正中，1967。
二、期刊論文
周惠民，〈德國軍事顧問團撤出中國始末〉，《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聯經，1996。
周惠民，〈從法肯豪森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六期，1998，臺北市：東大。
周惠民，〈評馬振犢、漆如高著《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近代中國》124期，1998，臺北。
陳哲宇，〈抗戰前中德鎢礦貿易及其影響之探討（1929-1937〉〉，《中興史學》，12期，2006，臺中。
傅寶真，〈德國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之背景分析〉，《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
傅寶真，〈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認識:從馬丁博士(Prof. Dr. Bernd Martin)一篇演講引發的省思〉，《近代中國》第67卷，1988，臺北。
傅寶真，〈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再認識〉，《近代中國》第68卷，1988，臺北。
傅寶真，〈國民政府時期外籍軍事顧問團產生之背景與意義〉，《近代中國》第83卷，1991，臺北。
傅寶真，〈抗戰前與初期之駐華德國軍事顧問〉，《近代中國》47卷，1985，臺北。
傅寶真，〈抗戰前在華之德國軍事顧問與中德經濟及軍事合作之分析〉，《近代中國》45卷，1985，臺北。
馮德彪，〈追憶德國法肯豪森上將二三事〉，《傳記文學》46卷第2期，1974，臺北。
辛達謨〈法爾根豪森將軍回憶中的蔣委員長與中國〉，《傳記文學》19卷第5期，1971，臺北。
辛達謨，〈德國外交檔案中的中德關係〉，《傳記文學》41卷第4-6期、42卷第2、3、5期，1982-1983，臺北。
馬丁(Bernd Martin)，〈駐華德國軍事顧問團(1929-1938)〉，《思與言》26卷4期，1988，臺北。
馬振犢，〈平心靜氣才能立於不敗--反評周惠民對「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一書之解讀與評論〉，《近代中國》127期，1998，臺北。
馬文英，〈德西檔案館所藏中德關係史料(1927-1938)〉，《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5期，1993，臺北。
楊晨光，《淞滬會戰場上的國軍部隊》臺北市：中華軍史學會，2007。
徐康〈抗戰前德國軍事顧問團對中國軍事教育的改進與貢獻〉，《民國檔案》，南京：民國檔案編輯部，2010。
郭恆鈺〈一九二七年的中德關係〉，《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7期，1989，臺北。
〈「抗戰前的中德關係」史料選輯〉，《近代中國》第45卷，1985，臺北。
[3] 國父孫中山曾說過：｢以國際地位言之，其與吾國立害相同，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希互助策進兩國利益者，則德國是也。｣國父的這一種對德國之態度，遂成為後來國民黨之中華民國政府對德國態度之指導原則。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53。
[8] 由於關於這些人的譯名在歷來學者探討並不十分統一，如法肯豪森就有做法爾根豪森、福根豪森等眾多音譯，這裡將以近年來逐漸統一之說法為主。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53。
[9] 關於顧問團性質的探討，可參閱傅寶真，〈國民政府時期外及軍事顧問團產生之背景意義〉，《近代中國》83、85、88、89期（1991-1992，臺北）。顧問團大抵而言能夠分成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三種顧問團，官方是指外國政府官派且為現役軍人，一切薪俸自然由本國負責；半官方則多半是退役軍人組成，因此薪俸由聘用國支付，但其仍和母國保持較密切的聯繫或受其支援；非官方則就是純以私人性質志願未他國工作且與本國政府無任何牽連者。傅寶真，〈國民政府時期外籍軍事顧問團產生之背景意義〉，《近代中國》83期（1991，臺北），頁147。
[11] 即使如此，南京政府的統治依舊不及全國，因此在法肯豪森顧問時期仍舊有西安事變、兩廣事變等挑戰中央威信的事件發生（詳如後述），但大體而言，無論對於德國政府還是企業來說，隨著蔣介石於1930年代對中國的控制力逐漸加強，與其合作所帶來的利益與穩定程度亦水漲船高，是以亦是在塞克特、法肯豪森顧問時期，德國政商正式放棄了與廣東省的合作，以便全心投入到南京中央政府的合作，即｢中德易貨貿易｣。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
[12] 德國對於中、日兩國的態度是相當矛盾的，國內也因此分成親華派與親日派，大抵而言國社黨分子諸如希特勒、戈林、里賓特洛甫等皆親日，而德國內的舊勢力，如國防部長柏龍白、經濟部長沙赫特、外交部長紐賴特等則多為親華派。德國最後選擇了日本而放棄了與中國合作之最大原因就與國社黨人全面接管了德國的政軍經體系有直接關係。詳情可參考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聯，2003），頁268-270。或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361-369、435-436。
[13] 張玉法於《中國現代史》中關於此段的介紹有誤，其將國軍於第五次江西剿共戰事中所採用的碉堡戰術歸功於塞克特將軍：｢此一戰術的實施應歸功於德國顧問Von Seeckt（此人於二次大戰初起時代兵占領比利時）。｣（頁366）蓋因第五次剿共發生於1933-34年間，而塞克特將軍當時仍兩次進出國內，前線仍由佛爾采將軍指揮，且塞克特死於1936年，怎麼樣也不可能在二戰時期占領比利時，此應是誤植了下一任總顧問法肯豪森於二戰時擔任比利時總督的事情。又馬振犢、戚如高於《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頁318中亦誤稱法肯豪森參加第五次剿共戰爭，實法肯豪森那時候根本還未接掌顧問團也尚未來華。
[16] 關於法肯豪森辭官的原因，辛達謨教授認為是法肯豪森早能洞見國社黨掌權後所帶來的禍害，故於1930年就先辭官，再於1934年來華擔任顧問，見辛達謨，〈法爾根豪森（即法肯豪森）將軍回憶中的蔣委員長與中國〉，《傳記文學》19卷第5期（1971，臺北），頁46。然而周惠民教授卻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其認為是法肯豪森當時曾於1931年發表一篇手記表示支持希特勒國社黨要求改善軍人待遇和恢復軍備的言論，引起威瑪共和政府的不滿而去職。見周惠民，〈從法肯豪森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1934-1938）〉，《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六期（台北市：東大，1998），頁18。對此，傅寶真教授另提出一種較為客觀的看法，其根據法肯豪森日後的言行，如拒絕加入衝鋒隊、入黨、二戰期間屢屢違反國社黨指示、甚至捲入暗殺希特勒的案件等判定其應該不至於支持國社黨，大抵因其擔任軍校校長時對右傾分子的不滿和打擊違反了國防軍的政治中立原則才因此去職。由於辛達謨的文章中一向有誇大、英雄化人物之嫌，而周惠民的說法則與法肯豪森其人一生事蹟有所出入，故吾人以為傅寶真之說較為可信。見傅寶真，〈抗戰前與初期之駐華德國軍事顧問 - 8〉，《近代中國》64期（1988，臺北），頁131。
[17] 蓋此時德國外交部長陶德曼對於日趨緊張的中日關係頗為擔憂，東北軍和日人關係惡劣，聘德國顧問至東北軍將有可能間接導致德日衝突。見傅寶真，〈抗戰前與初期之駐華德國軍事顧問 - 6〉，《近代中國》57期（1987，臺北），頁234。
[20] 德國國內諸如I.G法本染料化工、克魯柏、萊因金屬、西門子、毛瑟與蔡司等大企業合作來中投資設廠。又尚有奧托˙沃夫（Otto Wolff）公司對中國江南地區的鐵路投資。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220。
[21] 於1937年中德合作最高潮的時候，中國輸入德國的鎢礦占德國總進口鎢礦的70%。詳見陳哲宇，〈抗戰前中德鎢礦貿易及其影響之探討(1929-1937)〉《中興史學》12期（2006，台中）頁109-131。
[22] 事實上，德國在承認東北滿州國之前就已與其有商業上的往來，其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為了大豆貿易。見張水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德外交關係之演變1919-1939》（臺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5），頁185-191。
[23] 如在長江流域建立以上海－杭州、吳江－福山、無錫－澄江等三道國防線要塞，號稱中國的興登堡防線，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326-327。又關於塞氏、法氏這種一戰靜態固定式防線戰法的評論，可參考王立本，《烽火中國裝甲兵》（台北縣：老戰友，2002）頁101。
[25] ｢我常竭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是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當時Hapro公司試圖向中國銷售一批軍火和武器，這種武器固然是合於歐洲戰場，但依中國人之需要卻沒有考慮的餘地，因此我曾代表中國提出異議。｣見辛達謨，〈法爾根豪森（即法肯豪森）將軍回憶中的蔣委員長與中國〉，《傳記文學》19卷第5期（1971，臺北），頁66。
[26] ｢很難過的是我必須再度抱怨！毛塞－奧本多夫交通剛抵達此間的兩千五百支手槍實在令人汗顏。昨天起封拆裝一箱時，我親自在場….其中6把的槍托環彈簧斷裂…｣見周惠民，〈從法肯豪森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1934-1938）〉，《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六期（台北市：東大，1998），頁26。
[27] 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320。不過馬振犢、戚如高等仍然受大陸史觀影響，將部分法肯豪森的言論解釋為抨擊蔣介石對日｢先安內後攘外｣之不抵抗的政策，實法肯豪森於文內所指當是勸蔣介時要有堅忍意志領導全民抗日，不能一昧忍讓。若真按照大陸的史觀，那麼法肯豪森又建議極當延後對日之戰爭以求中國富強這點豈不是自打嘴吧。
[31] 蔣介石對塞克特的建議十分重視，即便遭到國內地方實力派系或軍閥高層將領的反對，仍分批組織了所謂的德式中央軍，計畫完成18個師的整建，然而卻因為抗日戰爭爆發而僅完成一部分的整建，著名的有36師、87師與88師。這些部隊在淞滬會戰時雖發揮了極大的效果，但也使蔣介石辛苦栽培的中央軍損失慘重，關於德式中央軍的編制討論可參考王立本，《烽火中國裝甲兵》（台北縣：老戰友，2002）頁95-99。關於中央軍在淞滬會戰時的效果可簡單參考楊晨光，《淞滬會戰場上的國軍部隊》（台北市：中華軍史學會，2007）。對於塞克特的建軍案，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大陸學者馬振犢、戚如高持反對意見，認為不應將德國的精兵模式套在領土龐大、派系眾多且幅員遼闊的中國，而台灣學者如傅寶真、辛達謨與王立本等則持相對正面的態度。
[39] 關於陶德曼調停的前因後果，因篇幅過長且牽扯甚廣，本文實無力論及，可參考陳仁霞之《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聯，2003），頁206-254。或者是台灣方面張水木先生的博士論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德外交關係之演變1919-1939》（臺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5），頁286-321。
[43] 這裡是指官方宣稱的中止，實際上在撤出顧問團以後，私底下德國仍有對華輸出部分軍火，民間企業亦有想對華交易的，如半官方的克蘭合步樓（Hapro）公司，這藕斷絲連式的關係一直到1941年中華民國加入同盟國陣營、德國承認汪偽政權與中華民國對德宣戰後才真正的完全停止。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449-470。
[48] 雖德國顧問中亦有不得人心如佛采爾將軍者，然而傅寶真在〈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認識:從馬丁博士(Prof. Dr. Bernd Martin)一篇演講引發的省思〉一文中明確指出，相較於蘇聯顧問具有滲透共產思想與和中共聯合對抗南京政府、美國顧問僅為確保美國利益而爆發如史迪威事件的嚴重衝突，德國顧問是敬業許多。
[56] 詳見傅寶真，〈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認識:從馬丁博士(Prof. Dr. Bernd Martin)一篇演講引發的省思〉，《近代中國》67卷（1988，臺北），頁136。與〈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再認識〉，《近代中國》第68卷（1988，臺北）。
[57] 另舉一針鋒相對的實例，即國內的周惠民教授曾撰文評論對岸馬振犢、戚如高之《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文中細舉諸多該書之缺點，包括標題不清、編排混亂與許多用詞或概念上的錯誤。見周惠民，〈評馬振犢、漆如高著《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近代中國》124期（1998，台北），頁197-209。另關於馬、戚兩人之回應見〈平心靜氣才能立於不敗--反評周惠民對「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一書之解讀與評論〉，《近代中國》127期（1998，台北），頁15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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