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遲其實現。華方宜求時間餘裕，做整軍經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進。
-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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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是我自己在大二下學期修｢中國現代史｣這門課的學期報告，由於自己對德國在戰間期乃至於二戰時期的援華顧問團有興趣，所以才選了這樣一個主題來報告，以現在來看這篇報告的確是有很多不成熟之處，但作為給自己日後參考用的回顧，還是拿出來獻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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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人論中國現代史上之中西交流者，大抵以中日、中美、中俄三者為最，而中德關係則一向較少為人論及，其實早在滿清末年自強運動的時候，其北洋艦隊與心軍的編練就已經採用德式裝備與聘用德國顧問了[1]，但在當時中德雙方並未形成較官方、正式規模的交流，其影響亦僅僅是侷限於軍事、器物上而不夠全面。一直要到了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德關係才有更進一步的推展，具體的代表正是展現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上。德國顧問團在華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不過大部分的人對民國時期的軍事顧問團有印象的應該還是蘇聯與美國，前者以鮑羅廷為代表，最大的貢獻就是在聯俄容共時期（1927年之前）組織了黃埔軍校和黨組織；後者則以史迪威和魏德邁為代表，直接貢獻自然是在1941年後幫助中國打贏八年抗戰[2]。然而在1927-1941之間的空窗期卻很容易為人所忽略，這段時間包括了黃金十年與八年抗戰的前四年所謂獨立抗戰時期，是奠定抗戰的實質基礎最重要的一段時間，而在這段時間在中國扮演關鍵援助地位的，正是以在華軍事顧問團為主的德國。德國駐華顧問團從一開始的非官方性質到後來逐漸轉趨官方、中德兩國之交流實愈深愈廣，而法肯豪森將軍做為此中德關係最高潮時期之總顧問，探討其在華期間的所作所為對中國的幫助實至關重要。是以本文將以在法肯豪森時期的德國駐華顧問團對抗日戰爭的貢獻為經，以歷來中外學者對德國顧問團的探討為緯，試圖釐清法氏與其顧問團對抗日戰爭的具體貢獻。
二、法肯豪森來華前的德國顧問團
（一）德國顧問團來華原因初探
客觀而言，民國初年的中德合作之所以能夠形成有幾個天先條件，首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後幾乎失去所有在華的殖民地與利益，這點使得中國方面認為德國對中國應較不致於有領土之野心[3]；第二，德國因戰敗國身分受戰勝國壓迫所產生之屈辱感而萌生富強之念頭，此種心聲和當時備受列強欺壓之中國不謀而合[4]；第三，也由於德國力圖重整軍備，因此亟需要戰略相關之物資，而物藏豐富之中國遂成為德國在遠東最亟欲拉攏之貿易對象，同時中國意欲富國強兵，效法列強以求軍事上的現代化，在對中國較無野心且國情類似的條件下，德國似是個最好的選擇。除此之外，直接導致此次德籍顧問來華的具體原因則是因為德國於戰後的裁軍限武導致軍人地位低落，許多退了伍的軍人於國內無所適從，遂前往海外肯重用其才能的國家發展，一方面替自己謀求生計，二方面也能替國內的軍工產業牽起一條新的商機[5]。就在這樣的時代脈絡底下，不受德國威瑪政府歡迎的退役軍官鮑爾上校（Col. Max Bauer）遂於1927年來華擔任蔣介石國民政府之顧問[6]。一般學界亦以此為民國時期德國駐華顧問團的起始點[7]。
（二）法肯豪森之前的德國顧問團
綜觀德國顧問團在華時間，自1927年起到1938年為止共歷經了五位總顧問，為方便討論，學界多將其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鮑爾上校（1927-1929）、克里拜爾中校（1929-1930）到佛采爾中將（1930-1934），後期則以塞克特上將（1934-1935）與法肯豪森上將（1935-1938）為主[8]。從這五人的官階我們已不難看出德國在華顧問團之層級與規模都越來越大之漸趨官方化的演變過程，前期的顧問團基本上具有濃厚的非官方性質，後期則介於半官方和官方之間的模糊地帶[9]。此前、後期的劃分實與整個國際局勢脫不了關係，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威瑪共和政府仍舊受限於凡爾賽條約，此條約明文限定了德國的軍備與其派駐他國之外籍顧問團的職權[10]，因此其對內外自然皆不敢明目張膽的重整軍備，這個狀況一直要到1933年希特勒的國社黨掌權以後才改變（此時間點亦與顧問團分期之時間點相近）。第二，中國國內局勢尚不穩定，鮑爾初來華時蔣介石之南京政府仍處於北伐狀態，統治力尚不及全國，德國政府或企業大多還在觀望的保留態度，一直要到北伐完成、中原大戰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才逐漸為外所承認[11]。那為什麼到了後期仍舊有介於半官方與官方之間這種模糊的說法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日本。德國在一戰後其在華利權大多為日本所繼承，日本亦在這段時間一躍而成為亞洲首強，且隨著軍部逐漸掌權，右派色彩漸增。另一方面，德國在希特勒的上台與法西斯主義日漸高漲後開始視共產蘇聯為其最大之敵人，需要在亞洲找一個意識型態相近的戰略夥伴，而日本正好能符合這個要求，因此納粹德國遂盡力討好日本，因此對中國的援助就不能做得太顯眼，換句話說，其對中國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而對日本則是出自政治目的之考量[12]。整體來看，前期顧問團主要的貢獻在於協助南京中央政府對付軍閥與剿共，尤其以佛采爾將軍為代表，其任內積極的替江西的五次剿共[13]戰事與中原大戰做出具體的貢獻[14]。然而因其個性耿直，屢和國軍將領有所摩擦，最後蔣介石不得以另聘一更德高望重的顧問來華，即促成了國防軍之父塞克特上將兩次來華[15]。由於塞克特將軍在華時間並不長，其對華的貢獻大抵是方針性質的，具體實行仍由其助手法肯豪森將軍落實，此將容後述。
（三）法肯豪森來華和其與中國之淵源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生於1878年，早年因受貴族家庭教育而精通多種語言，這使其日後的人生閱歷因此有所不同。他曾在八國聯軍的時候做為德國第三步兵團的一員來到中國，那同時也是他第一次和中國文化的直接接觸，並因此對中國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也種下日後再來華擔任顧問的因子。法肯豪森回國後，先後出任駐日武官與土耳其的顧問（因土耳其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是德國的盟友），這些經驗皆對其日後出任國民政府總顧問有極大的幫助。然而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德國不得不裁減其軍備，大量軍人因此失業，法肯豪森也因此閒賦在家[16]。一直到1932年，當時人已經在華擔任蔣介石南京政府之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的佛采爾中將，為了達到以德國軍火整建入關的東北軍之目的，曾想替張學良另聘一位德國顧問來華，其看中法肯豪森，然而終究是在德國外交部的反對下未能成行[17]。德國外交部的態度一直要到中德關係更趨緊密、塞克特將軍來華後才讓步，而法肯豪森也就是在1934年塞克特第二次來華、正式接替佛采爾擔任總顧問的時候以其助手的身分來華。由於塞克特將軍年事已高，絕大部分顧問團的實際工作是交由法肯豪森在處理的[18]，塞克特最後因病於1935年回國，隔年即病逝，德國在華顧問團正式進入了法肯豪森時期。
三、法肯豪森對中國抗戰的貢獻
（一）抗戰前的積極準備
具體而言，在法肯豪森擔任總顧問後，中德合作開始進入顛峰，舉凡1935年駐德公使正式升級成大使、1936年孔祥熙訪問德國時受希特勒接見、1936年蔣介石生日時德國上至希特勒下至國防部長、經濟部長等通通發電祝賀、同年，德國在華投資量與貿易量也達到第三位[19]，皆可為證。法肯豪森即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進一步加深中德交流，有些是承襲前任顧問而來的，如中德易貨貿易和德式新軍的編練，亦也有許多新的見解，如對日抗戰所當採用的國防戰略理論等。在此我們將簡單介紹法氏在抗戰前為中國做出的種種努力。
首先是中德易貨貿易的持續發展，此一中德易貨貿易開始於塞克特將軍時期，其促成德國軍火商人漢斯˙克蘭（Hans Klein）組成一個合步樓（Hapro）公司專司對華貿易[20]，其具體的貿易內容為以中國所產之豐富資源換取德國工業技術與軍火，尤其是對軍工業最重要之戰略原料鎢在當時中國產量為世界之最[21]，對本身並未產鎢礦的德國來說，從其進口鎢礦便尤為重要，在法肯豪森擔任總顧問的這段時間裡，中國鎢礦一度占德國進口鎢礦總量的70%，足見此貿易對德方的重要性。除礦產外尚有農業資源，如大豆，唯產量最豐的東北因淪於日軍手中，故在法肯豪森時期並未成為重點項目[22]。而德國則協助中國建立實業，包括設置煉銅廠、煉鋼廠、槍炮彈藥廠、化學光學工廠、鐵路幹道、防禦工事[23]與實質軍火等等[24]。法肯豪森時期將這些交流接進一步的擴大且更為嚴格的要求品質，其擔任總顧問時對於德國軍火商所開出的價格屢有不滿意要求降價之處，又其開始真正顧慮中國的需求而訂購軍火，並將中國所不需的軍火退還或降價，即便那有違德國政府與軍火商之意願[25]，更難能可貴的是，其親自檢閱送來的軍火，一旦發現有瑕疵者，就要求退換並痛陳該公司實愧為工商信譽品質良好之德國公司[26]，由此可見法肯豪森並非如軍火商人般單純為了商業利益而為中國服務，這點後面將有更多的討論。
法肯豪森最為重要的貢獻，恐怕仍是國防戰略理論之提出與對德式新軍的整建這兩大部分。就國防戰略理論而言，其擔任顧問這段時間，運用其早年在日本擔任駐日武官對日人的經驗，替中國與蔣介石謀畫了一套抗日戰略，具體呈現在其《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一文中，其於文內開頭便指出：｢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迫切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遲其實現。華方宜求時間餘裕，做整軍經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進。｣[27]這一段話幾乎就道破了中日兩方於抗戰前的態勢，即中國努力拖延時間、以先安內後攘外和中德合作的方式努力求內部富強，而日本自然不願看到中國變強，故必急於破壞，這一點法肯豪森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明白中日戰爭將是不可避免的。是以他就針對此點於《防禦計畫綱要草案》一文中做了許多建議，包括中國應當要建立國防線（如註22）、固守南京、以長江流域之松滬等與列強有利害關係之地為戰場以爭取列強干涉、以長江一線為未來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建立層層防禦體系，因華北過於平坦，有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之運動、以四川為最後根據地建立軍工業和對外聯繫道路、黃河可作有計畫之人工氾濫以阻擋日軍、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持久戰對抗日本[28]。上述諸項建議除防禦首都在抗日戰爭中未能落實外[29]，幾乎全部為國民政府所採行，足可見法肯豪森的貢獻。
再就整備德式新軍而言，此並非在法肯豪森才開始，早在第一任總顧問鮑爾時期就已經有關於在國軍內部成立｢教導隊｣的構想，然具體實施仍得到第三任顧問佛采爾之後，國軍開始組建所謂｢教導團｣、｢教導師｣[30]，此即相當於具有示範作用之最精銳部隊，除可藉此做為國軍之榜樣，尚能從此為中心替整體進行改組。而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更進一步的以其重建德軍的經驗，替中國畫下了未來整軍的藍圖，在其所著之《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其延伸了教導師的理念，認為國軍當要以此為中心，訓練一支約20師、30萬人的精銳部隊[31]，此遠比國軍現有的上百萬部隊來的實用，並且要佐以軍事教育體系上的改革，以使他們擁有現代軍事的觀念[32]，簡而言之，即兵在精而不在多的構想。又其認為中國應該要為此具備能自給軍火的能力，以工業的現代化和軍事現代化相輔相成，是以其任內也同時開啟了克蘭的中德易貨貿易。然而也正如上述，塞克特的這些理想，基本上都是到了法肯豪森時期才真正部分落實的。法肯豪森除了實施塞克特的整軍構想外，自然也做了一些細節上的修正（畢竟塞氏的建議接近於大綱），於抗戰前整編了近20個師，其中約有八萬是全副德式裝備、訓練精良者[33]，這些部隊遂成了蔣介石中央軍中的骨幹，也是蔣介石最引以為傲的精銳，並於日後抗日戰爭中痛擊日軍，法肯豪森總顧問自然功不可沒。
（二）抗戰時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關東軍於宛平縣附近藉口士兵失蹤而和中國守軍發生衝突，史稱盧溝橋事件，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德國由於不便開罪日本，亦不便和中國斷絕往來，在此時採取了一個相當曖昧的態度，透過駐華大使陶德曼轉達德國外交部的立場，即希望德國軍事顧問團能在這場戰爭中嚴守中立，並希望法肯豪森能運用其對蔣介石的影響力促成中日和談。對此，法肯豪森予以回絕：｢如在當全中國人民對日充滿恨之際，於所提之和談建議，將被彼視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為。｣[34]法肯豪森與德國顧問團隨後就參與了抗戰初期最大規模的一場戰鬥：813松滬會戰，法肯豪森親臨前線協助戰事進行，成功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之美夢，這場戰爭也因此被日本人戲稱為＂德國戰爭＂（The German War）[35]。然而很遺憾的是，這場戰爭的結果並未如法肯豪森或中國預期中的爭取到列強的支持，並且還賠上了大量的德式中央軍，雖然令日軍大受震撼並重新評估對華作戰，但精銳的損失一時難以彌補，南京保衛戰也未如法肯豪森預期中的實行（事實上當時恐怕也難以實行），間接導致當年花大量心血修築的部分長江國防線直接落入日軍手中[36]。
然而，即便遭遇到此等挫折，法肯豪森所提出的絕大多數方案仍陸續被採用，以空間換取時間更成為整個抗日戰爭的最高指導原則，其餘像是在黃河花園口決堤以阻滯日軍（雖然也造成了大量人民流離與傷亡）和以四川、重慶為基地都有具體落實，法肯豪森和德國顧問團也另外參加了著名的台兒莊會戰，大破日軍[37]，可惜的是，法肯豪森與德國顧問團屢屢違抗德國政府禁令的行為，令日本政府不得不對德國下最後通牒要求撤回軍事顧問團、中止對華軍事援助，終於迫使德國政府動搖，決定於承認日偽滿洲國政權與召回德國顧問團，時值1938年2月[38]。
四、德國顧問團在華的最後時光
（一）、德國承認滿州國
在經過1938年1月陶德曼調停的失敗後[39]，德國政府意識到中日兩國的戰爭再也無法停止，勢必要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做出一個選擇，而此時德國國內的現況是，原本親華派的部長們紛紛去職，換上親日派的國社黨員們坐鎮，希特勒為了達成其拉攏日本為其戰略夥伴的目的做了許多的努力，包括德義日反共協定等，而最後終於在1938年2月承認了滿州國，此舉自然遭到了中國方面的嚴厲抗議，駐德大使程天放甚至為此和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辯論，將對方辯的啞口無言[40]，但即便如此也挽不回外交上的破局，雖然德國方面私底下仍舊運送許多軍火到中國[41]，但做為德國在華勢力象徵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德國方面卻也只得展現強硬態度，要求他們限期離華。
（二）、召回駐華顧問團與外交周旋
德國首次要求召回駐華顧問團是在1938年4月，而得知消息的南京國民政府自然要求希望能寬延時間，或者能夠至少留下法肯豪森為首的幾名顧問，而德國政府均予以拒絕。法肯豪森本人也傾向於繼續待在中國，部分出於其對中國人民的情感，部分則是因為其身為顧問與軍人的責任感，其在對德國政府的報告中提到：｢絕大部分顧問的聘用合同要到1939年或1940年才到期；限在單方面中止合同，會遇到法律上、經濟上的困難。｣然而德國對此不與理會，又分別於5月、6月數度下達召回顧問團的命令，甚至以身家性命和個人榮譽相威脅[42]，蔣介石與法肯豪森逼不得以，只得委曲求全，結束德國顧問團在華的日子[43]。
（三）、尾聲
1938年7月8日，法肯豪森與德國顧問團一行人登上了一列車身漆滿國社黨萬字符號標記的火車[44]，臨行前還向蔣介石保證絕對不會出賣中國軍事機密給日本[45]，並且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以表達對中國之不捨之情，以下將節錄部分翻譯：
｢在國民政府服務十年之後，德國顧問團被命停止它的活動。為了發展中國的武力，超過130個德國人在這段時間給予最大支持，相信幫助中國發展也就是他們給予祖國－德國，最好的服務。我們中的八位死在此地，我們欽佩這些為中國即德國而死的人。由於我們離開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有一種很特別的經驗。我們可以很驕傲、自滿的回顧我們過去的成就及工作。並不是中國政府把我們驅逐出境，而是遠超出我們影響力之外的政治因素使然。….在我們離開之際，也帶有一個希望，我們辛苦工作的成果，已經建立起德國名聲及德國士兵在中國三軍裡的敬重，也希望在我們離開之後，這些名聲及敬重仍會保存下來。….而在中國的德國顧問團所做的事，會於德國在遠東的歷史中流傳下去…｣[46]
即便在法肯豪森回國之後，也時常與南京政府通信表達對戰況之關切，就連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仍與台灣當局有所聯繫，足見其與中國情感之深。法肯豪森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納粹在比利時占領區的總督，因為不執行許多納粹的政策且挽救了許多比利時人和猶太人的性命，在戰後的審判以無罪開釋，戰後一度生活困頓，中國方面得知此消息後，蔣介石也數度派人探視與慰勞，令法肯豪森十分的感動[47]。雖然法肯豪森於1966年以88歲的高齡與世長辭，然而其對於中國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將不會被後人所忘記。
五、結論與展望
從法肯豪森的經驗和例子之中，我們實不難看出這群德國在華顧問團們對中國的貢獻有多麼難能可貴，即便這段期間的中德交流，有一部分仍是出於現實的政治目的與經濟利益（前者如希特勒之國社黨員，後者有克蘭的合步樓公司），但我們仍不可否認的是，這群在華的德國顧問們當中有許多人，是以相當真誠的心態在替中國謀求福利，法肯豪森先生就足以做為其中的楷模。相較於蘇聯和美國的顧問，德國的顧問在華期間可以說是相當稱職，較少發生干涉內政事務或和指揮權衝突的事情[48]。這群顧問在中國歷史上實是個特殊的存在，值得後人為他們記上一筆。
早期出於國情（中華民國不便宣稱其與納粹德國之關聯）與史料缺乏（列為機密或因戰爭而損失），對於中德關係或德國在華顧問團的著墨並不多，大抵多以西方學者，如美國學者柯偉林教授、德國學者馬丁教授之研究為主體，我方自己研究的多半具有私人或回憶性質，如程天放之《使德回憶錄》[49]或辛達謨因個人經歷的關係所寫的諸篇文章，另有傅寶真教授鑽研外文之相關史料所寫的多篇文章。也因此絕大部份關於德國軍事顧問團的討論都是出於西方學者的論點，包括探討這群顧問團來華的確切目的與心態，而近年來由於兩岸與德、美之檔案逐漸解密，大陸方面如馬振犢、戚如高等開始運用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之史料，而國內除傅寶真先生持續不懈外，諸如〈抗戰前的中德關係史料選輯〉[50]或《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之中德關係》[51]等史料性著作開始出版，另周惠民、張乃木等許多人亦也開始投入相關的研究領域，眾多論文、專書或翻譯亦隨之而生，史學界對於軍事顧問團的討論和爭論點也就多了起來，尤其是在關於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們來華的目的與心態上，德國學者馬丁(Bernd Martin)就認為這些是顧問大抵出自於利益考量[52]、大陸學者馬振犢、戚如高等則指這些多半是｢非出自於正義的支援｣[53]、美國學者柯偉林(W.C.Kirby)教授則認為顧問團幫助中國是出於｢經濟收入和集體榮譽｣[54]；對此，台灣方面的學者大多不完全認同，尤以辛達謨、傅寶真反對最力，台大外文系教授辛達謨在《傳記文學》期刊中許多文章[55]，皆試圖表達出顧問團無私的胸懷和對中國極深的情感，惟辛達謨受當時忠黨愛國觀念極重，為文較不中肯。傅寶真教授亦寫了兩篇文章統整了國內外學者對此的討論與自己的看法，他強調｢西方自由派與左派馬克思主義思想者往往用偏見來看德國顧問團，實有不合國情與不夠客觀之處｣[56]，個人以為是為文較為中肯的一位。學界產生不同的意見與看法、彼此相互論戰實[57]是好事一樁，因可更全面的探究中德關係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全貌，而不會僅侷限於一家一言之觀點，也因此，廣泛而多元的接觸各家、各國的史料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然而，由於語文能力、時間和經驗上的不足，本篇報告大底還是建立在二手資料之上，實甚為可惜，未來應該要繼續朝向第一手史料為主繼續努力，而有關中德關係之第一手史料，可分為台、中、美、德四大部分，國內部分即是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和一些國民黨的檔案在為主，大陸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近年來已經開放，但我一直沒有機會去，而我對美方的資料目前所知甚少，恐怕暫時也難以一窺其貌。另外，吾人近來於大學進修德文，為的亦是有朝一日能夠親自去德國造仿佛萊堡的聯邦軍事檔案館一趟，親眼讀讀珍貴的德方第一手的史料[58]。
六、參考書目
一、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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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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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寶真，〈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再認識〉，《近代中國》第68卷，1988，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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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父孫中山曾說過：｢以國際地位言之，其與吾國立害相同，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希互助策進兩國利益者，則德國是也。｣國父的這一種對德國之態度，遂成為後來國民黨之中華民國政府對德國態度之指導原則。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53。
[8] 由於關於這些人的譯名在歷來學者探討並不十分統一，如法肯豪森就有做法爾根豪森、福根豪森等眾多音譯，這裡將以近年來逐漸統一之說法為主。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53。
[9] 關於顧問團性質的探討，可參閱傅寶真，〈國民政府時期外及軍事顧問團產生之背景意義〉，《近代中國》83、85、88、89期（1991-1992，臺北）。顧問團大抵而言能夠分成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三種顧問團，官方是指外國政府官派且為現役軍人，一切薪俸自然由本國負責；半官方則多半是退役軍人組成，因此薪俸由聘用國支付，但其仍和母國保持較密切的聯繫或受其支援；非官方則就是純以私人性質志願未他國工作且與本國政府無任何牽連者。傅寶真，〈國民政府時期外籍軍事顧問團產生之背景意義〉，《近代中國》83期（1991，臺北），頁147。
[11] 即使如此，南京政府的統治依舊不及全國，因此在法肯豪森顧問時期仍舊有西安事變、兩廣事變等挑戰中央威信的事件發生（詳如後述），但大體而言，無論對於德國政府還是企業來說，隨著蔣介石於1930年代對中國的控制力逐漸加強，與其合作所帶來的利益與穩定程度亦水漲船高，是以亦是在塞克特、法肯豪森顧問時期，德國政商正式放棄了與廣東省的合作，以便全心投入到南京中央政府的合作，即｢中德易貨貿易｣。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
[12] 德國對於中、日兩國的態度是相當矛盾的，國內也因此分成親華派與親日派，大抵而言國社黨分子諸如希特勒、戈林、里賓特洛甫等皆親日，而德國內的舊勢力，如國防部長柏龍白、經濟部長沙赫特、外交部長紐賴特等則多為親華派。德國最後選擇了日本而放棄了與中國合作之最大原因就與國社黨人全面接管了德國的政軍經體系有直接關係。詳情可參考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聯，2003），頁268-270。或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361-369、435-436。
[13] 張玉法於《中國現代史》中關於此段的介紹有誤，其將國軍於第五次江西剿共戰事中所採用的碉堡戰術歸功於塞克特將軍：｢此一戰術的實施應歸功於德國顧問Von Seeckt（此人於二次大戰初起時代兵占領比利時）。｣（頁366）蓋因第五次剿共發生於1933-34年間，而塞克特將軍當時仍兩次進出國內，前線仍由佛爾采將軍指揮，且塞克特死於1936年，怎麼樣也不可能在二戰時期占領比利時，此應是誤植了下一任總顧問法肯豪森於二戰時擔任比利時總督的事情。又馬振犢、戚如高於《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頁318中亦誤稱法肯豪森參加第五次剿共戰爭，實法肯豪森那時候根本還未接掌顧問團也尚未來華。
[16] 關於法肯豪森辭官的原因，辛達謨教授認為是法肯豪森早能洞見國社黨掌權後所帶來的禍害，故於1930年就先辭官，再於1934年來華擔任顧問，見辛達謨，〈法爾根豪森（即法肯豪森）將軍回憶中的蔣委員長與中國〉，《傳記文學》19卷第5期（1971，臺北），頁46。然而周惠民教授卻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其認為是法肯豪森當時曾於1931年發表一篇手記表示支持希特勒國社黨要求改善軍人待遇和恢復軍備的言論，引起威瑪共和政府的不滿而去職。見周惠民，〈從法肯豪森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1934-1938）〉，《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六期（台北市：東大，1998），頁18。對此，傅寶真教授另提出一種較為客觀的看法，其根據法肯豪森日後的言行，如拒絕加入衝鋒隊、入黨、二戰期間屢屢違反國社黨指示、甚至捲入暗殺希特勒的案件等判定其應該不至於支持國社黨，大抵因其擔任軍校校長時對右傾分子的不滿和打擊違反了國防軍的政治中立原則才因此去職。由於辛達謨的文章中一向有誇大、英雄化人物之嫌，而周惠民的說法則與法肯豪森其人一生事蹟有所出入，故吾人以為傅寶真之說較為可信。見傅寶真，〈抗戰前與初期之駐華德國軍事顧問 - 8〉，《近代中國》64期（1988，臺北），頁131。
[17] 蓋此時德國外交部長陶德曼對於日趨緊張的中日關係頗為擔憂，東北軍和日人關係惡劣，聘德國顧問至東北軍將有可能間接導致德日衝突。見傅寶真，〈抗戰前與初期之駐華德國軍事顧問 - 6〉，《近代中國》57期（1987，臺北），頁234。
[20] 德國國內諸如I.G法本染料化工、克魯柏、萊因金屬、西門子、毛瑟與蔡司等大企業合作來中投資設廠。又尚有奧托˙沃夫（Otto Wolff）公司對中國江南地區的鐵路投資。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220。
[21] 於1937年中德合作最高潮的時候，中國輸入德國的鎢礦占德國總進口鎢礦的70%。詳見陳哲宇，〈抗戰前中德鎢礦貿易及其影響之探討(1929-1937)〉《中興史學》12期（2006，台中）頁109-131。
[22] 事實上，德國在承認東北滿州國之前就已與其有商業上的往來，其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為了大豆貿易。見張水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德外交關係之演變1919-1939》（臺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5），頁185-191。
[23] 如在長江流域建立以上海－杭州、吳江－福山、無錫－澄江等三道國防線要塞，號稱中國的興登堡防線，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326-327。又關於塞氏、法氏這種一戰靜態固定式防線戰法的評論，可參考王立本，《烽火中國裝甲兵》（台北縣：老戰友，2002）頁101。
[25] ｢我常竭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是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當時Hapro公司試圖向中國銷售一批軍火和武器，這種武器固然是合於歐洲戰場，但依中國人之需要卻沒有考慮的餘地，因此我曾代表中國提出異議。｣見辛達謨，〈法爾根豪森（即法肯豪森）將軍回憶中的蔣委員長與中國〉，《傳記文學》19卷第5期（1971，臺北），頁66。
[26] ｢很難過的是我必須再度抱怨！毛塞－奧本多夫交通剛抵達此間的兩千五百支手槍實在令人汗顏。昨天起封拆裝一箱時，我親自在場….其中6把的槍托環彈簧斷裂…｣見周惠民，〈從法肯豪森檔案看德國軍事顧問團（1934-1938）〉，《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六期（台北市：東大，1998），頁26。
[27] 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320。不過馬振犢、戚如高等仍然受大陸史觀影響，將部分法肯豪森的言論解釋為抨擊蔣介石對日｢先安內後攘外｣之不抵抗的政策，實法肯豪森於文內所指當是勸蔣介時要有堅忍意志領導全民抗日，不能一昧忍讓。若真按照大陸的史觀，那麼法肯豪森又建議極當延後對日之戰爭以求中國富強這點豈不是自打嘴吧。
[31] 蔣介石對塞克特的建議十分重視，即便遭到國內地方實力派系或軍閥高層將領的反對，仍分批組織了所謂的德式中央軍，計畫完成18個師的整建，然而卻因為抗日戰爭爆發而僅完成一部分的整建，著名的有36師、87師與88師。這些部隊在淞滬會戰時雖發揮了極大的效果，但也使蔣介石辛苦栽培的中央軍損失慘重，關於德式中央軍的編制討論可參考王立本，《烽火中國裝甲兵》（台北縣：老戰友，2002）頁95-99。關於中央軍在淞滬會戰時的效果可簡單參考楊晨光，《淞滬會戰場上的國軍部隊》（台北市：中華軍史學會，2007）。對於塞克特的建軍案，學界歷來有不同的看法，大陸學者馬振犢、戚如高持反對意見，認為不應將德國的精兵模式套在領土龐大、派系眾多且幅員遼闊的中國，而台灣學者如傅寶真、辛達謨與王立本等則持相對正面的態度。
[39] 關於陶德曼調停的前因後果，因篇幅過長且牽扯甚廣，本文實無力論及，可參考陳仁霞之《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北京：三聯，2003），頁206-254。或者是台灣方面張水木先生的博士論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德外交關係之演變1919-1939》（臺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5），頁286-321。
[43] 這裡是指官方宣稱的中止，實際上在撤出顧問團以後，私底下德國仍有對華輸出部分軍火，民間企業亦有想對華交易的，如半官方的克蘭合步樓（Hapro）公司，這藕斷絲連式的關係一直到1941年中華民國加入同盟國陣營、德國承認汪偽政權與中華民國對德宣戰後才真正的完全停止。見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台北市：東大，1998），頁449-470。
[48] 雖德國顧問中亦有不得人心如佛采爾將軍者，然而傅寶真在〈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認識:從馬丁博士(Prof. Dr. Bernd Martin)一篇演講引發的省思〉一文中明確指出，相較於蘇聯顧問具有滲透共產思想與和中共聯合對抗南京政府、美國顧問僅為確保美國利益而爆發如史迪威事件的嚴重衝突，德國顧問是敬業許多。
[56] 詳見傅寶真，〈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認識:從馬丁博士(Prof. Dr. Bernd Martin)一篇演講引發的省思〉，《近代中國》67卷（1988，臺北），頁136。與〈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再認識〉，《近代中國》第68卷（1988，臺北）。
[57] 另舉一針鋒相對的實例，即國內的周惠民教授曾撰文評論對岸馬振犢、戚如高之《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文中細舉諸多該書之缺點，包括標題不清、編排混亂與許多用詞或概念上的錯誤。見周惠民，〈評馬振犢、漆如高著《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近代中國》124期（1998，台北），頁197-209。另關於馬、戚兩人之回應見〈平心靜氣才能立於不敗--反評周惠民對「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一書之解讀與評論〉，《近代中國》127期（1998，台北），頁15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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