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a variety of ways, the problems of fighting World War Two put major pressures o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Fo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it was clear, as it had been in World War one, that a rapid victory in a major war was unlikely, and that sustaining such a conflict would indeed have serious social implications.
- Jeremy Black
Author: Jeremy Black
Publisher: Routledge
Published Year: 2003
本書是英國Exeter大學軍事史教授Jeremy Black關於二戰的著作，亦是該大學所出版之Warfare and History系列中的其中一本。不同於臺灣坊間軍事書籍，本書主旨並不在列出各國參戰單位武裝諸元，而是一本較為導論性的歷史著作。其以傳統的時間為軸，戰爭過程為經，從日本入侵滿州一路談到冷戰框架的形成，在短短三百頁不到的篇幅，勾勒出了二次世界大戰的輪廓與其對社會的重大影響。
在後現代與文化相對主義盛行、文化史大行其道的年代，軍事史在今日的史學中，無疑是一個較為邊陲的領域。Black教授於本書篇首即以開宗明義的討論寫作之動機，即在二次大戰這個領域眾多的面向中，何以再次挑選了傳統的軍事史角度：英國倫敦大學Joanna Bourke教授的The Second World War: A People's History（Oxford, 2001）這本書無疑扮演了重要的地位。Black教授認為，在Bourke筆下的這場二次大戰，儘管其描繪了升斗小民與士兵們的經驗與戰爭記憶，然而卻是一場完全｢去軍事化｣的戰爭，因為其認為｢某些將種種衝突看作是戰場與統計資料軍事史的取向是危險的，會稀釋戰爭所帶來的恐怖，並導致類似的情形有可能會再次發生。｣
Black教授對於這樣的看法並不完全認同，他指出｢戰爭本身就是一種軍事行為｣，其並引述二戰時擔任海軍陸戰隊第三師軍官的Samuel B. Griffith所言：｢那些重要的戰役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統計數字，而是因為它們對於戰爭的實行與結果有重大的影響。｣然而作者也指出傳統的軍事史取向亦有其缺點，如往往將結果歸因於勝負，勝者之所以勝是因為他們知道更多的技術、擁有更多的準備和備案，而敗者之所以敗就只是因為他們敗了。作者對此也不贊同，是以在他的書中屢屢強調很多事情和結果並不如後人想像般的絕對。另外，作者亦同意應該要對以往關注較少的地方，諸如東線戰場與亞洲（特別是指中國）投以更多的著墨。
由於本書一方面採取傳統編年方式的戰史寫法，一方面又試圖跳脫傳統軍事史的部分論述，是以我們可以拿來與同為英國二戰戰史大作：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做個有趣的比較－該書在台灣相當知名，然而其所呈現的卻是近三十年前的傳統觀點。
看過李德哈特這套巨作的人都知道，李德哈特在書中以潮汐來隱喻二次大戰的進程，而漲潮之初便是德國閃擊進攻波蘭，退潮的終點則為美國丟下原子彈與日本無條件投降。換言之，其認為二次大戰是以1939年9月1日的歐洲爆發為始，而之所以演變成｢世界｣大戰乃是由於珍珠港事變的緣故，而衝突的結束亦是以歐美陣營停戰的時刻為準。相對於此傳統的歐洲中心論觀點，作者Black試圖做出改變，他同意所謂的歐戰得由入侵波蘭為始，然而在亞洲，那卻得遠推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而二戰的終點，亦不是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而是伴隨而來的英法等傳統帝國主義的崩解、由美蘇左右世界的冷戰架構，特別是1949年中國大陸的赤化－是以整本書是由中國問題做始，亦由中國問題做結。
在作者的描述下，二次世界大戰看起來總算不再只是歐陸與太平洋戰場，而是真的在｢世界｣這一詞底下看出戰爭所牽連的廣度，不僅止於對戰線（Battlefront）的著墨，亦涵蓋了近年史學較為關注的大後方（Home Front）。加拿大、泰國、中東敘利亞、伊朗與伊拉克等國家乃至於以巴西為首的中南美洲各國，甚至是冰島、格陵蘭與阿留申群島這些偏遠地區或那些被占領的地區，全都毫無例外地受到這場戰爭的空前影響，國家對經濟與社會的干涉控制隨著動員、宣傳、戰時經濟與軍工業等而日益加深，社會與戰爭的關係亦隨著總體戰（total war）的性質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接下來的部分，我想分別討論書中幾個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議題。
首先是閃擊戰的部分，對於所謂閃擊戰（Blitzkrieg）一詞，其實如同｢假戰（Phoney war）｣般是由他人所賦予，而非當時德國人對它的稱呼，這個將裝甲車集中做穿透並配合空地一體化的使用方式並非原先就有閃擊戰這個名詞作為其標誌；而就其思想性質而言，他既非德國所獨有，也非如傳統觀念般認為古德林是受到李德哈特的影響，而是當時歐洲英、法、德、俄等各國皆有之構想，古德林的｢閃擊戰｣來源並不是英國的李德哈特，而是威瑪時期的德意志國防軍。換言之，各國皆有類似的構想，皆有其理論傳統，只是最後將其第一個成功運用的是德國人罷了，這一點在國內的重要軍事思想著作藤昕雲的《閃擊戰－迷思與真相：普魯士／德意志軍事思想的詮釋》一書中亦可找到相同的看法。此外，閃擊戰作為一種戰術概念，作者認為其作用顯然被流行文化與傳媒所誇大，作者認為此種手段並非萬能，他只適用於特定的條件底下，包括較弱且較缺乏縱深而以單一陣列迎擊的敵人與洽當的戰略框架底下（不能兩面作戰），從後來德國對英國、俄國與美國交戰的經驗來看，閃擊戰都未能遂行其目的。
其次是關於同盟國為什麼得以勝利的問題。這個問題本身極大，作者也並未就此進行專門的討論，然而從作者的字裡行間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想法。有許多人會將戰爭的勝敗歸諸於同盟國擁有較多的資源，作者並不否認資源的重要性，然而他也指出資源就和二戰時期大量誕生的新科技一樣，不必然帶來勝利，用同盟國（尤其是美蘇）擁有大量的資源而獲勝這樣的觀點，其實帶有一種結果論與必然性的危險。作者認為這段長期戰史是由一連串短期的眾多因素所形成，資源就長期而言固然重要，然而如果短期的突發狀況未能謹慎因應－好比倘若蘇聯和德國成功和談，那麼這種長期的因素有可能就會被抵銷。那麼甚麼樣的狀況下我們才能說擁有較多的資源導致同盟國的獲勝呢？作者認為至少得要從1943年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中達成無條件投降的共識後才行，這個事件使得戰爭失去政治上的妥協與斡旋空間，換言之戰爭再也無法以軸心國偏好的短時間內結束，這時雙方物資的優劣，才開始扮演關鍵性的影響。
最後則是中國戰場的問題，相較於傳統的西方戰史書籍，作者給予中國戰場的篇幅毫無疑問已經大幅的增加－可能比北非戰場還要多，這自然反映了西方學界觀點的轉變。然而其所談的內容，我卻不得不打上一個問號。由於作者在這方面所運用的史料仍是以一些比較舊的英美史料為主，是以在敘述比重與觀點上，似乎較為偏向共產黨或者左派的觀點，這也許是因為作者試圖於書末解釋何以中國政權會在戰後短時間內易手所致。舉例而言，關於中國在抗戰前半部的篇幅，作者對於重要的淞滬會戰僅以一行文字帶過，而幾場重要的正面戰線，諸如太原會戰、武漢會戰等皆不見隻字片語，反倒是花了相對多數的篇幅在談共產黨的游擊戰之重要性，甚至1940年只談了一場共軍主導的百團大戰－該役共軍的確在抗日上付出良多，然而卻可能也是抗戰中唯一的一場共軍直接與日軍爆發大規模衝突的戰爭。而到了戰爭後期，中國軍隊似乎就是不斷的潰敗（即便這的確也是事實），在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作者給予了相對多的篇幅，描述日軍如何發動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而中國政府如何差點崩盤－詭異的是，作者最後竟然加上了一句：｢即便國民黨和日軍因此談和，共產黨也會繼續抗戰下去。｣我想今日無論是中共史學界還是西方史學界，都已經開始重新正視國軍在抗戰中正面戰場上的貢獻，陶涵的那本《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雖然過於溢美，但無疑的反應了史觀的轉移－而在本書中，由於使用的資料較舊，如使用易勞逸（L.E Eastman）《毀滅的種子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一書的觀點來作為國民黨最後失敗的原因。是以還沒能看到這個轉變的跡象，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之處。
二次大戰如今已過去了六十餘年，然而相關的研究仍方興未艾，總是不斷地有新的觀點出現，持續挑戰、修正世人們對於這場戰爭的詮釋。軍事史自然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Jeremy Black的這本《World War Two: A Military History》讓我們看到了軍事史中的變與不變－即便還有進步的空間，這本書無疑試圖讓軍事史不僅只是戰場上的殺戮，而在更多的地方上結合了諸如政治、社會、經濟層面的觀點；然而有些東西似乎尚未改變，作者明言自己仍把戰爭視作為是一種｢道德對抗（moral struggle）｣，一種他坦承在今日史學界不甚流行的觀點，他仍舊認為軸心國要為這場戰爭負起責任。我想這可能與今日史學研究多避談責任歸屬這種歷史解釋有關吧，作者在書中有一段感慨的話頗值得吾人省思：
｢I was much struck in Japan in 1998 when students walked out of a lecturer at Tsukuba University on the causes of war when I mentioned Pearl Harbor in terms of Japanese aggression.｣未來的二戰戰史該當如何處理這一個問題？史學家能否從中產生新的方向、新的觀點？我想我還在密切的關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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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書中還提及了一個有趣的議題，即地圖在美國於二戰中走出孤立主義的過程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歐戰爆發後全美各地的歐洲地圖瞬間銷售一空，各大圖書館中的地圖檔案也湧入大批人士調閱。而這些地圖，隨著美國的參戰而逐漸形塑了一種概念（Map as an idea），它們透過世界大戰這個全民參與的總體戰形式，將美國人自己的利益與世界其他原先較不受其重視的角落連結起來，並具象化了自身與世界的關係。
